坐牢的狱政科长和政委
坐牢的狱政科长和政委
狱政科长姓毛,是05年前的狱政科长。
这个毛科长在关系户中比较受欢迎,因为他罩得住人。只要是他的关系,什么事都摆得平,没有人被“造”(造就是从板位置上赶下来)的。老犯子们都比较信赖他,都说他给多少钱就能办多大的事,从不开空头支票,如果你是一个有钱的新犯子,老犯子会介绍你去走他的关系。
关系犯们说他好,没有关系的犯子说他黑。下面是别人讲的他的一个故事。
时间大概是2001年,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坐牢,那个时候监狱还很黑。要讲这个故事就先讲讲那个时候是怎么黑,也讲一讲一个狱政科长的权力。
据老犯子们说,以前的监狱每年都有死亡指标,无论人是怎么死的,在死亡指标内都按正常死亡处理,有人说指标是千分之一,也有人说指标是千分之三,不管怎样,老犯子都肯定有这个指标,我也是相信的。
那个时候死了人,不管怎么死的,亲属是见不到尸体的,最多只是把骨灰盒带回去,至于死亡原因,那就简单了,几个字:正常死亡。
所以说,以前的监狱,包括我现在所在的监狱,年年都有人被打死。一个连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,这个地方就可能是世界上最黑的地方。
那个时候一个狱政科长有相当大的权力。监狱内对犯子的一切改造活动,狱政科长说了算。狱政科是监狱五个科室之首,其它四个科室是:狱侦科、教育科、生活卫生科、劳动改造科。狱政科对其它科室的工作进行指导,狱政科长是监狱党委成员,可想而知,一个狱政科长在监狱内的权力有多大。
那一年春天,监狱下来一批从看守所分来的新犯子,这批新犯子全是省城里的人,大概四五十人。
一天,新犯子们在走完队列后休息的时间,一群人刁上烟,自由散漫的聊天。
这个时候,走过来一个人,大家都没把他放在眼里。他穿着一套西服,人个矮,人长得瘦。这样的人新犯子见多了,以前的监狱许多人都可以随便进出,没穿制服,一般都是外来人员,谁都不会去理睬他。
大家不理他,他还偏爱管闲事。
他走近他们,询问那几个抽烟的人的名字。几个抽烟的人都是多板油子,反过来问他的名字。
他一子生气了,对着抽烟的犯子一阵通骂。
再油的犯子也只是怕干部,哪里会怕社会上的人。他们对着他反骂:“你个13鬼像,你还管闲事,格老子现在不是坐牢,老子搞死你......”
对方对骂的结果是,犯子出了气,穿便服的更生气,他不敢出手,出手他肯定要吃亏,他像一个泼妇,憋足了劲和犯子对骂。
他们的对骂声,引来了闪到一旁去玩的入监队组长们,组长们及时赶到,看到那帮新犯子下正在和狱政科长对骂,他们吓坏了,为了及时表现自己,他们上去抓住骂人的犯子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
这一批省城来的新犯子扎得很紧(很团结),平时组长们不敢招惹他们,还得哄得他们一点。今天组长们突然对他们出手,他们也不示弱,和组长们对打起来。
几个组长那里打得过他们那一群人,一会儿下来,几个组长被摆平了。
那个便服看成闹成这个样子,他发诈了:“妈的个B,你们不把老子狱政科长放在眼里,你们这批新犯子恶习太深,需要严格管教。”
这群省城来的新犯子一听是狱政科长,傻了眼,他们知道这个科长是惹不起的,一旦得罪,以后掉的大。
这个人就是我们狱政科的毛科长。
毛科长那天没有对新犯子进行处罚,到了第二天,把他们分下了队,这批新犯子下队时间比预期提前了一个月。
这批新犯子被分散分配到各个监区,其中几个被毛科长认为是极坏分子,被分配到了当时最黑的三、四监区。
新犯子下队后,毛科长分别到三、四监区召开罪犯大会,他在大会上讲:“现在的新犯子太油了,要对他们实行最严格的教育,我不怕死人,我手里还有指标,大不了,给弄个正常死亡......”
毛科长这那里是在开教育大会,分明是在给那些组长们发托(发托:用含糊其辞的语言告诉下面的人怎么做)。
就在这一年,三、四监区各打死一个人,被打死的人是这批新犯子中的两个人。事情就像毛科长发的托那个,正常死亡。没有一个人被追究责任。
我坐牢的时候,监狱出了个汤政委,有了汤政委这个爱护犯子的监狱领导,我虽然仍然看到很多次打人,却没有出现过人被打死的现象。监狱逐渐走向文明。
监狱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,我很少看见毛科长进监,即便是看到了他,我不会像老犯子们一样,绕着他走,老犯子们被他骇坏了,我们这些新犯子没有体会,我对毛科长印象不是很深,我倒对他的儿子印象很深。
那是我们还住烂砖平房的时候,有一个傍晚,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人到监院参观,有狱警陪着,老犯子对我说,其中一个戴眼镜的是毛科长的儿子,毛科长的儿子正在省城读大学,放假回来带同学看监狱。
我对他儿子也应该说印象不太深,因为那次他参观监室的特别行为让我记住了他。
两个学生还未走到监院门口,已有狱警大声吆喝,把我们这些在监室休息的犯子赶到户外空地。两个学生看我们的神态就像看怪物,我们看他们的神态也好不到那里去,还有的犯子说:“妈的B,要是放到外头,老子上去爆了他。”
我心里也在臭骂:什么13东西,父贵子荣。一排监房的一百多名犯子因为他们的参观,要放弃很难得到的休息,那个时候,早上四点出工,晚上九点收工,这点休息时间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。仅仅是为了一个科长的儿子的同学要看看监院,要看看稀奇,我们不得不放弃半个小时的快乐时光。
毛科长给我直接的印象只有一次,那一次他撤掉了我们监区管办主任。
有一天集中学习时间,毛科长有事到监区,当他走过我们集中的电视房时,犯子们小声说话的声音让他听到了,然后他很生气,觉得我们这些犯子没把他放在眼里。
他当时就给我们开了会,在场的干部有管办主任,管办主任主要工作就是对我们服刑人员进行管理教育工作。
他在开上大骂我们不自觉,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要求我们在三天之内每个人都要熟背《监狱法》,到时他来抽查,并要求管办主任具体落实。
《监狱法》几十条,估计有上万字。这么多字,让所有的犯子背下来,确实困难。那时劳动任务也重,所以,管办主任没有很认真的落实他的要求。
三天后,他来了,抽查的结果令他很不满意。
他又开会,这次开会不但骂犯子,也骂相关干部,组织不力,会上,他又给了三天的期限,并责令管办主任要具体落实好。
三天后,毛科长又来了,抽查的结果还是不能令他满意。
管办主任下课了,他被调去带班,带班干部是干部中最灾的,每天直接和犯子待在一起。虽然他下课了,犯子们还是比较信任他,比较尊重他。
从这次事件中,我看到了毛科长的权威。
从这以后,毛科长再也没有在监院内出现过。后来,听人说,毛科长被双规了。
后来的后来,我知道了毛科长被双规的原因。
有一个地级市的财政局长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十二年,这个局长姓年,和我的原籍地在同一座城市。
年局长入狱之初不在我们监狱服刑,在监狱局系统内的另一个监狱服刑,经过他所在的监狱张政委(毛科长的亲密朋友)的推荐和帮助,毛科长把他调到我们监狱。年局长调到我们监狱的原因就是想通过毛科长办理保外就医。
年局长到我们监狱不到一年的时间,他就办理了保外就医。
年局长回到了社会。按理说,年局长在社会上没有仇敌或者自己检点一点,他会永远不再回监狱服刑。可是,他老人家回去之后,仍然像以前那样,过着糜烂的生活,花天酒地。
有知道他底细的人,把他办理保外就医的全过程给公开揭发了。告他的人不是一般的人,告的地方也不是一般的地方,所以,年局长的假保外很快就被认真查处。
一年后,年局长被抓回来了。监狱方面也有三个人被抓,一个是张政委,一个是毛科长,一个是我们监狱医院的梁院长。
年局长虽和我在一个监狱服刑,在他办理保外之前我不认识他,因为他在独立监区——病犯监区服刑。他抓回来后,仍然在病犯监区服刑,仍然在很板的档上(档上:位置)混,仍然还是有人在罩他。
我作为监督岗,护送过几次病犯到病犯监区住院。我通过其他人刻意去认识了那个年局长。
年局长给我的态度是很亲和的,尤其是他听到我是他老乡时,亲热地给我打烟,嘘寒问暖,那个时候,我对他的印象很好。
后来,听病犯监区调到我们监区的一个犯子说,年局长不是那么回事,他是个有钱人,小气得很,再穷的犯子也难得抽到他的一根烟,连吃牢饭打肉时少了一块都要跟别人哆嗦半天,他在病犯监区很孤立。
这下我知道了,这个腰缠万贯的家伙是个这种鬼东西。
他害人不浅。
毛科长被抓后,大约半年时间里,我不知道他究竟被怎么处理了。大半年过去了,监区流传一张《都市报》,头版左上角有一块小文章,写文章的人够大胆的了。问为什么政府官员犯了法基本上都被判虚刑(监外执行)。而且拿出一个事例,指名点姓的说某监狱张政委和某监狱的狱政科长受贿,在事实调查清楚,受贿数额较大,影响很不好的情况下被判了缓刑。
犯子们看了这张报纸都很高兴,高兴的是毛科长这个鬼脉子被判刑了。犯子们也有不高兴的,就是毛科长被判了缓刑,太便宜他了。
事情过去两个月后,有板脉子犯子问关系干部,问毛科长判刑后是不是还在监狱打工,关系干部说:“他个么工,他照样穿着制服,只是没上班。”
我们搞不懂了,一个判了刑的国家公务员还能穿制服。搞不懂没关系,放在后面慢慢懂。
事情又过去了两个月,又有干部说,毛科长现在是监狱特警大队教导员。
这话说了没多久,我在值夜班时看到了毛科长一回,他带着两个特警队员来监区进行夜查,看他那个样子,再不像从前那样骄横,像一根蔫了的黄瓜,无精打采。
后来,监区从农业队调来一个极板的脉子,这个犯子叫胡小兵,他跟我们讲起了毛科长从牢的故事,由故事,我才知道毛科长被判刑的全过程。
毛科长关号子(关号子:看守所期间),关号子前段时间是和胡小兵在一个号子(号子:看守所的一个房间,门上编有号,所以叫号子)里渡过的。
毛科长进胡小兵的号子时,胡小兵是那间号子里的老大。
毛科长被关进号子里的时候,穿着一身很普通的衣服。脱下警服的毛科长,看上去像一个拖板车卖煤球的乡里人,他一踏进门,胡小兵问他在外面干什么的,毛科长答,是监狱上班的。
谁也不会去想他曾是监狱狱政科长,大家也不多问,只把他当做监狱里农场的一个工人。毛科长可能不敢报自己是狱政科长,号子里的人都恨警察,怕报了真身份吃不消。所以,毛科长进号子的头一个星期,就像徐庶进曹营,一言不发。
到看守所的头一个星期,毛科长吃尽了号子里的亏。走过场,前七后八,前三后四,骑骡子(做着一个骑骡子的动作,也可能是骑马,手要不停的拍自己的屁股,嘴要不停的喊,假,假,假),抽三肌(最整人的事,让人坐在地上,用拳头和脚猛击大腿的三块肌肉,一直打到站不起来为止),睡地铺(靠厕所地方丢张席子,吃喝拉撒都在那),学狗叫(很容易理解,像狗一样的发叫),什么都搞过,以至于后来,他起板后大肆整人。
一个星期后,毛科长的关系到了。
胡小兵被调到另一间号子,毛科长就任这间号子里的老大。
胡小兵进了另一间号子,也巧,这间号子关着张政委。张政委进号子还很顺,关系来的及时,一进去就坐了一档。胡小兵过来后,做了这间号子的管事(管事:二档)。
张政委和毛科长区别很大。
张政委隔天就有一帮人通过关系到看守所看他,按规定看守所的在押人员是没有经过法律定罪的,是正在被调查期间,是不允许被接见的。来看他的人都是穿白褂子(白褂子:穿白褂子就是肩上扛花的,正处级以上的人)的。
张政委在号子里扬言,他不会被打挎,他将会尽快出去,而且出去后还一定会再穿上制服,只可能制服要降格,由白褂子变蓝褂子。
张政委养了几个年轻小伙做水板,比张政委先判刑下去服刑的他的水板都得到了他的照顾,一下到监狱就起了板。
胡小兵对张政委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,那时,张政委要把胡小兵照顾到他所在的监狱服刑,胡小兵没去,因为他已找了别的关系。
在新号子期间,胡小兵所在的老号子,也就是毛科长的号子,被打出来几个人,有一个人被安排在胡小兵所在的新号子里。
那个被打过来的犯子说,那个毛科长太黑了,天天打人,晚上还让年轻漂亮的犯子给他吹萧,毛科长变态了。
胡小兵送下监狱之前,张政委和毛科长在他之前被判缓刑释放。
张政委和毛科长被释放以后,张政委回到看守所几次,看了他号子里的犯子,他回来时,穿着警服,像他说的那样,白褂子脱了,换了一身两杠三星的蓝色制服。他回来时,为每个犯子上了账,很够意思。
张政委回来说,他们原来判的是缓刑。他的关系们通过一直不停的努力,又把他的案子改判了,由刑事犯罪改成了行政错误。这样,他又穿上了警服,张政委还说,过不了多久,他还会穿上白褂子。
听完胡小兵讲的故事,我才知道毛科长仍然官复原级的道理,但我有一点还是不明白,一个犯了行政错误还能官复原级吗?搞不懂,也不想搞懂。
毛科长官复原级后,不再进监找犯子麻烦了,他可能通过这次坐牢,知道了做一个犯子的难处,也知道了每个人的犯错不是自己完全能意想和控制的,只有人性化的监管政策,才是挽救犯错者的唯一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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狱政科长姓毛,是05年前的狱政科长。
这个毛科长在关系户中比较受欢迎,因为他罩得住人。只要是他的关系,什么事都摆得平,没有人被“造”(造就是从板位置上赶下来)的。老犯子们都比较信赖他,都说他给多少钱就能办多大的事,从不开空头支票,如果你是一个有钱的新犯子,老犯子会介绍你去走他的关系。
关系犯们说他好,没有关系的犯子说他黑。下面是别人讲的他的一个故事。
时间大概是2001年,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坐牢,那个时候监狱还很黑。要讲这个故事就先讲讲那个时候是怎么黑,也讲一讲一个狱政科长的权力。
据老犯子们说,以前的监狱每年都有死亡指标,无论人是怎么死的,在死亡指标内都按正常死亡处理,有人说指标是千分之一,也有人说指标是千分之三,不管怎样,老犯子都肯定有这个指标,我也是相信的。
那个时候死了人,不管怎么死的,亲属是见不到尸体的,最多只是把骨灰盒带回去,至于死亡原因,那就简单了,几个字:正常死亡。
所以说,以前的监狱,包括我现在所在的监狱,年年都有人被打死。一个连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,这个地方就可能是世界上最黑的地方。
那个时候一个狱政科长有相当大的权力。监狱内对犯子的一切改造活动,狱政科长说了算。狱政科是监狱五个科室之首,其它四个科室是:狱侦科、教育科、生活卫生科、劳动改造科。狱政科对其它科室的工作进行指导,狱政科长是监狱党委成员,可想而知,一个狱政科长在监狱内的权力有多大。
那一年春天,监狱下来一批从看守所分来的新犯子,这批新犯子全是省城里的人,大概四五十人。
一天,新犯子们在走完队列后休息的时间,一群人刁上烟,自由散漫的聊天。
这个时候,走过来一个人,大家都没把他放在眼里。他穿着一套西服,人个矮,人长得瘦。这样的人新犯子见多了,以前的监狱许多人都可以随便进出,没穿制服,一般都是外来人员,谁都不会去理睬他。
大家不理他,他还偏爱管闲事。
他走近他们,询问那几个抽烟的人的名字。几个抽烟的人都是多板油子,反过来问他的名字。
他一子生气了,对着抽烟的犯子一阵通骂。
再油的犯子也只是怕干部,哪里会怕社会上的人。他们对着他反骂:“你个13鬼像,你还管闲事,格老子现在不是坐牢,老子搞死你......”
对方对骂的结果是,犯子出了气,穿便服的更生气,他不敢出手,出手他肯定要吃亏,他像一个泼妇,憋足了劲和犯子对骂。
他们的对骂声,引来了闪到一旁去玩的入监队组长们,组长们及时赶到,看到那帮新犯子下正在和狱政科长对骂,他们吓坏了,为了及时表现自己,他们上去抓住骂人的犯子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
这一批省城来的新犯子扎得很紧(很团结),平时组长们不敢招惹他们,还得哄得他们一点。今天组长们突然对他们出手,他们也不示弱,和组长们对打起来。
几个组长那里打得过他们那一群人,一会儿下来,几个组长被摆平了。
那个便服看成闹成这个样子,他发诈了:“妈的个B,你们不把老子狱政科长放在眼里,你们这批新犯子恶习太深,需要严格管教。”
这群省城来的新犯子一听是狱政科长,傻了眼,他们知道这个科长是惹不起的,一旦得罪,以后掉的大。
这个人就是我们狱政科的毛科长。
毛科长那天没有对新犯子进行处罚,到了第二天,把他们分下了队,这批新犯子下队时间比预期提前了一个月。
这批新犯子被分散分配到各个监区,其中几个被毛科长认为是极坏分子,被分配到了当时最黑的三、四监区。
新犯子下队后,毛科长分别到三、四监区召开罪犯大会,他在大会上讲:“现在的新犯子太油了,要对他们实行最严格的教育,我不怕死人,我手里还有指标,大不了,给弄个正常死亡......”
毛科长这那里是在开教育大会,分明是在给那些组长们发托(发托:用含糊其辞的语言告诉下面的人怎么做)。
就在这一年,三、四监区各打死一个人,被打死的人是这批新犯子中的两个人。事情就像毛科长发的托那个,正常死亡。没有一个人被追究责任。
我坐牢的时候,监狱出了个汤政委,有了汤政委这个爱护犯子的监狱领导,我虽然仍然看到很多次打人,却没有出现过人被打死的现象。监狱逐渐走向文明。
监狱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,我很少看见毛科长进监,即便是看到了他,我不会像老犯子们一样,绕着他走,老犯子们被他骇坏了,我们这些新犯子没有体会,我对毛科长印象不是很深,我倒对他的儿子印象很深。
那是我们还住烂砖平房的时候,有一个傍晚,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人到监院参观,有狱警陪着,老犯子对我说,其中一个戴眼镜的是毛科长的儿子,毛科长的儿子正在省城读大学,放假回来带同学看监狱。
我对他儿子也应该说印象不太深,因为那次他参观监室的特别行为让我记住了他。
两个学生还未走到监院门口,已有狱警大声吆喝,把我们这些在监室休息的犯子赶到户外空地。两个学生看我们的神态就像看怪物,我们看他们的神态也好不到那里去,还有的犯子说:“妈的B,要是放到外头,老子上去爆了他。”
我心里也在臭骂:什么13东西,父贵子荣。一排监房的一百多名犯子因为他们的参观,要放弃很难得到的休息,那个时候,早上四点出工,晚上九点收工,这点休息时间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。仅仅是为了一个科长的儿子的同学要看看监院,要看看稀奇,我们不得不放弃半个小时的快乐时光。
毛科长给我直接的印象只有一次,那一次他撤掉了我们监区管办主任。
有一天集中学习时间,毛科长有事到监区,当他走过我们集中的电视房时,犯子们小声说话的声音让他听到了,然后他很生气,觉得我们这些犯子没把他放在眼里。
他当时就给我们开了会,在场的干部有管办主任,管办主任主要工作就是对我们服刑人员进行管理教育工作。
他在开上大骂我们不自觉,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要求我们在三天之内每个人都要熟背《监狱法》,到时他来抽查,并要求管办主任具体落实。
《监狱法》几十条,估计有上万字。这么多字,让所有的犯子背下来,确实困难。那时劳动任务也重,所以,管办主任没有很认真的落实他的要求。
三天后,他来了,抽查的结果令他很不满意。
他又开会,这次开会不但骂犯子,也骂相关干部,组织不力,会上,他又给了三天的期限,并责令管办主任要具体落实好。
三天后,毛科长又来了,抽查的结果还是不能令他满意。
管办主任下课了,他被调去带班,带班干部是干部中最灾的,每天直接和犯子待在一起。虽然他下课了,犯子们还是比较信任他,比较尊重他。
从这次事件中,我看到了毛科长的权威。
从这以后,毛科长再也没有在监院内出现过。后来,听人说,毛科长被双规了。
后来的后来,我知道了毛科长被双规的原因。
有一个地级市的财政局长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十二年,这个局长姓年,和我的原籍地在同一座城市。
年局长入狱之初不在我们监狱服刑,在监狱局系统内的另一个监狱服刑,经过他所在的监狱张政委(毛科长的亲密朋友)的推荐和帮助,毛科长把他调到我们监狱。年局长调到我们监狱的原因就是想通过毛科长办理保外就医。
年局长到我们监狱不到一年的时间,他就办理了保外就医。
年局长回到了社会。按理说,年局长在社会上没有仇敌或者自己检点一点,他会永远不再回监狱服刑。可是,他老人家回去之后,仍然像以前那样,过着糜烂的生活,花天酒地。
有知道他底细的人,把他办理保外就医的全过程给公开揭发了。告他的人不是一般的人,告的地方也不是一般的地方,所以,年局长的假保外很快就被认真查处。
一年后,年局长被抓回来了。监狱方面也有三个人被抓,一个是张政委,一个是毛科长,一个是我们监狱医院的梁院长。
年局长虽和我在一个监狱服刑,在他办理保外之前我不认识他,因为他在独立监区——病犯监区服刑。他抓回来后,仍然在病犯监区服刑,仍然在很板的档上(档上:位置)混,仍然还是有人在罩他。
我作为监督岗,护送过几次病犯到病犯监区住院。我通过其他人刻意去认识了那个年局长。
年局长给我的态度是很亲和的,尤其是他听到我是他老乡时,亲热地给我打烟,嘘寒问暖,那个时候,我对他的印象很好。
后来,听病犯监区调到我们监区的一个犯子说,年局长不是那么回事,他是个有钱人,小气得很,再穷的犯子也难得抽到他的一根烟,连吃牢饭打肉时少了一块都要跟别人哆嗦半天,他在病犯监区很孤立。
这下我知道了,这个腰缠万贯的家伙是个这种鬼东西。
他害人不浅。
毛科长被抓后,大约半年时间里,我不知道他究竟被怎么处理了。大半年过去了,监区流传一张《都市报》,头版左上角有一块小文章,写文章的人够大胆的了。问为什么政府官员犯了法基本上都被判虚刑(监外执行)。而且拿出一个事例,指名点姓的说某监狱张政委和某监狱的狱政科长受贿,在事实调查清楚,受贿数额较大,影响很不好的情况下被判了缓刑。
犯子们看了这张报纸都很高兴,高兴的是毛科长这个鬼脉子被判刑了。犯子们也有不高兴的,就是毛科长被判了缓刑,太便宜他了。
事情过去两个月后,有板脉子犯子问关系干部,问毛科长判刑后是不是还在监狱打工,关系干部说:“他个么工,他照样穿着制服,只是没上班。”
我们搞不懂了,一个判了刑的国家公务员还能穿制服。搞不懂没关系,放在后面慢慢懂。
事情又过去了两个月,又有干部说,毛科长现在是监狱特警大队教导员。
这话说了没多久,我在值夜班时看到了毛科长一回,他带着两个特警队员来监区进行夜查,看他那个样子,再不像从前那样骄横,像一根蔫了的黄瓜,无精打采。
后来,监区从农业队调来一个极板的脉子,这个犯子叫胡小兵,他跟我们讲起了毛科长从牢的故事,由故事,我才知道毛科长被判刑的全过程。
毛科长关号子(关号子:看守所期间),关号子前段时间是和胡小兵在一个号子(号子:看守所的一个房间,门上编有号,所以叫号子)里渡过的。
毛科长进胡小兵的号子时,胡小兵是那间号子里的老大。
毛科长被关进号子里的时候,穿着一身很普通的衣服。脱下警服的毛科长,看上去像一个拖板车卖煤球的乡里人,他一踏进门,胡小兵问他在外面干什么的,毛科长答,是监狱上班的。
谁也不会去想他曾是监狱狱政科长,大家也不多问,只把他当做监狱里农场的一个工人。毛科长可能不敢报自己是狱政科长,号子里的人都恨警察,怕报了真身份吃不消。所以,毛科长进号子的头一个星期,就像徐庶进曹营,一言不发。
到看守所的头一个星期,毛科长吃尽了号子里的亏。走过场,前七后八,前三后四,骑骡子(做着一个骑骡子的动作,也可能是骑马,手要不停的拍自己的屁股,嘴要不停的喊,假,假,假),抽三肌(最整人的事,让人坐在地上,用拳头和脚猛击大腿的三块肌肉,一直打到站不起来为止),睡地铺(靠厕所地方丢张席子,吃喝拉撒都在那),学狗叫(很容易理解,像狗一样的发叫),什么都搞过,以至于后来,他起板后大肆整人。
一个星期后,毛科长的关系到了。
胡小兵被调到另一间号子,毛科长就任这间号子里的老大。
胡小兵进了另一间号子,也巧,这间号子关着张政委。张政委进号子还很顺,关系来的及时,一进去就坐了一档。胡小兵过来后,做了这间号子的管事(管事:二档)。
张政委和毛科长区别很大。
张政委隔天就有一帮人通过关系到看守所看他,按规定看守所的在押人员是没有经过法律定罪的,是正在被调查期间,是不允许被接见的。来看他的人都是穿白褂子(白褂子:穿白褂子就是肩上扛花的,正处级以上的人)的。
张政委在号子里扬言,他不会被打挎,他将会尽快出去,而且出去后还一定会再穿上制服,只可能制服要降格,由白褂子变蓝褂子。
张政委养了几个年轻小伙做水板,比张政委先判刑下去服刑的他的水板都得到了他的照顾,一下到监狱就起了板。
胡小兵对张政委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,那时,张政委要把胡小兵照顾到他所在的监狱服刑,胡小兵没去,因为他已找了别的关系。
在新号子期间,胡小兵所在的老号子,也就是毛科长的号子,被打出来几个人,有一个人被安排在胡小兵所在的新号子里。
那个被打过来的犯子说,那个毛科长太黑了,天天打人,晚上还让年轻漂亮的犯子给他吹萧,毛科长变态了。
胡小兵送下监狱之前,张政委和毛科长在他之前被判缓刑释放。
张政委和毛科长被释放以后,张政委回到看守所几次,看了他号子里的犯子,他回来时,穿着警服,像他说的那样,白褂子脱了,换了一身两杠三星的蓝色制服。他回来时,为每个犯子上了账,很够意思。
张政委回来说,他们原来判的是缓刑。他的关系们通过一直不停的努力,又把他的案子改判了,由刑事犯罪改成了行政错误。这样,他又穿上了警服,张政委还说,过不了多久,他还会穿上白褂子。
听完胡小兵讲的故事,我才知道毛科长仍然官复原级的道理,但我有一点还是不明白,一个犯了行政错误还能官复原级吗?搞不懂,也不想搞懂。
毛科长官复原级后,不再进监找犯子麻烦了,他可能通过这次坐牢,知道了做一个犯子的难处,也知道了每个人的犯错不是自己完全能意想和控制的,只有人性化的监管政策,才是挽救犯错者的唯一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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