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67 历史规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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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路无疆-1067历史规律
白天,王立两头摸黑地上别人门做工作,自己的家只能抛在脑后。晚上回到家里,妻子当然早就怄了一肚子气,责怪丈夫不顾家,钱没有挣回来,人也看不到。面对妻子的委屈,王立更觉委屈。王立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,最后不得已,跟妻子离了婚。
“那现在王立还在做拆迁工作?”
曾省长对这样的干部还是要多一分关心。
可居委会主任摇头道: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“多大年纪,怎么死的?”
曾省长是沉重的深问下去。
“三十五六岁吧。”
据居委会的干部讲,王立为了做通一个拆迁户的工作,先是想尽办法,没有成功。后来掌握了户主酗酒成性的心理,特地上门请他喝酒。拆迁户很高兴,端了酒杯对王立说:“如果你今天喝赢了我,拆迁补偿条件就按你的算;如果喝不赢,那就按我说的条件办。”
王立见他表态豪爽干脆,当即答应说,“行”。当时他正在吃胃药,身体不舒服,只能忍痛端起酒杯,一口气喝干了近三两白酒,然后进入了下一轮的比拼当中,以此喝酒比狠做通了这个拆迁户主的工作,王立很高兴,可翻江倒海地呕吐过后,很快神志不清,同事把他送进医院急救,又洗肠胃又输液,最后还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。
曾省长听得沉默不语。
相比老关讲述的野蛮拆迁,这北街的拆迁算什么?
人性化到了这种地步,竟然最后以干部的生命作为“条件”之前提了?
“在拆迁中,你们这些基层干部也一定吃足了苦头吧?”
“谁说不是?”居委会主任说,“村看村,户看户,群众看干部。在拆迁工作中,与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沾亲带故的拆迁户都是被‘盯着’的对象。”
一路调查回来,曾家辉有些默然。强拆,沉重!可和谐拆迁,又会存在那么多的困难,还讲什么效能?依法强拆,更是拆迁征地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。
没有哪一个官员愿意强拆,强拆只是迫不得已。曾家辉觉得政府不愿强拆的难处:一是不希望与群众对立。拆迁户不愿签约主要是为了多争补偿款,如果走到强拆这一步,拆迁户会觉得脸面已被撕破,有的就会选择干脆孤注一掷,不管不顾地和政府激烈对抗。多一个强拆户,政府就少一份社会稳定,多一份社会责任。所以,在敏感时期,有的地方政府还会动员拆迁干部去找拆迁户打牌喝酒,甚至安排干部陪拆迁户远游等活动。因为一旦拆迁户越级上f,维稳成本更大。二是担心出现极端事件。哪怕拆迁工作做得再好,补偿价格再高,安置再到位,强拆组织得再严密,只要因为出了伤亡事故,一般都会定性为恶**件。负责做拆迁工作的人员就要受处分,甚至丢官。这对于干部个人来说,一旦实行强拆,后患无穷。三是害怕媒体借机炒作。强拆一旦出现极端事件,媒体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,记者可能会迎合少数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,不是客观公正,而是偏听偏信,将小事化大。如果报道信息把握不准,所发报道以偏概全,造成负面影响。四是行政成本和风险高。强拆要走的法律程序多,法院要收执行费,动用的工作人员也多,公安、消防、城管、卫生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要配合强拆行动。公权力用得太多太滥,老百姓也不满意。五是后续维稳工作难。顺利强拆能促进户主踊跃签约,从整体上推进拆迁工作。反之,可能引发强拆户频繁上访,留下长久的隐患。强拆之后,户主遗留下的问题更多,协调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大。
所以,政府不是迫于无奈,不会强拆。但强拆又必不可少。拆迁户为了阻止强拆,可谓方式方法用尽。
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。
总不能一项浩大的工程进行了两年,几万的工作都做好了,因为几个人不同意拆迁就半途而废吧?
得民心者得天下!
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规律。
而民意作为个体切身感受汇集而成的群体意愿,有时候它是善变的、不稳定的、冲动的,甚至是虚假的、错误的、自私的。民意不全占有真理。政府在从政过程中体现民意,需体现善良、真诚、正义、公平、公正、理性的民意,从而让权力在民意监督中不偏离正轨,改进政府工作,为广大群众谋求更多的利益。
而且,大数人的意见才能代表民意。
三江北街拆迁,拆迁区域99%的老百姓持理解和支持态度,但也有几户老百姓不配合拆迁工作,极少一部分人因自己一些困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,以拆迁为由发泄心中的怨愤。面对拆迁户群众的各种诉求,需要做的一方面是继续做思想沟通工作,另一方面,恐怕还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了。
一周之后,省政府意外的向许多媒体发出了邀请,请媒体朋友参加三江省政府的两个会议:一个是拆迁工作听证会,重点是两个方面:一方面听取群众对拆迁的心声,另一方面是听取有关方面对于如何做好拆迁工作给出建议,与此同时,开成法律角度的拆迁意见。
另一个会议就是针对工作到位、补偿符合规定、久拖不签订的“钉子户”实施强拆,要让媒体记者位作个见证。
这下好了,邀请一发出,三江这回又成了一个热点。
全国各地拆迁方面一直是各有各的招,但大都暗地里进行,谁摆上桌面上来?这回三江省要开先河,公开听证不说,还让媒体见证强拆,这不是有风险吗?
可曾家辉却不管这些。
这个“热点”不代表有负面的影响。
省政府就是要公开透明的运作,邀请一发出,省政府在积极准备相关事项的同时,又召开了一个“如何提高政府及领导干部媒体形象”的研讨会,曾省长专门为此费了不少心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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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路无疆-1067历史规律
白天,王立两头摸黑地上别人门做工作,自己的家只能抛在脑后。晚上回到家里,妻子当然早就怄了一肚子气,责怪丈夫不顾家,钱没有挣回来,人也看不到。面对妻子的委屈,王立更觉委屈。王立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,最后不得已,跟妻子离了婚。
“那现在王立还在做拆迁工作?”
曾省长对这样的干部还是要多一分关心。
可居委会主任摇头道: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“多大年纪,怎么死的?”
曾省长是沉重的深问下去。
“三十五六岁吧。”
据居委会的干部讲,王立为了做通一个拆迁户的工作,先是想尽办法,没有成功。后来掌握了户主酗酒成性的心理,特地上门请他喝酒。拆迁户很高兴,端了酒杯对王立说:“如果你今天喝赢了我,拆迁补偿条件就按你的算;如果喝不赢,那就按我说的条件办。”
王立见他表态豪爽干脆,当即答应说,“行”。当时他正在吃胃药,身体不舒服,只能忍痛端起酒杯,一口气喝干了近三两白酒,然后进入了下一轮的比拼当中,以此喝酒比狠做通了这个拆迁户主的工作,王立很高兴,可翻江倒海地呕吐过后,很快神志不清,同事把他送进医院急救,又洗肠胃又输液,最后还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。
曾省长听得沉默不语。
相比老关讲述的野蛮拆迁,这北街的拆迁算什么?
人性化到了这种地步,竟然最后以干部的生命作为“条件”之前提了?
“在拆迁中,你们这些基层干部也一定吃足了苦头吧?”
“谁说不是?”居委会主任说,“村看村,户看户,群众看干部。在拆迁工作中,与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沾亲带故的拆迁户都是被‘盯着’的对象。”
一路调查回来,曾家辉有些默然。强拆,沉重!可和谐拆迁,又会存在那么多的困难,还讲什么效能?依法强拆,更是拆迁征地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。
没有哪一个官员愿意强拆,强拆只是迫不得已。曾家辉觉得政府不愿强拆的难处:一是不希望与群众对立。拆迁户不愿签约主要是为了多争补偿款,如果走到强拆这一步,拆迁户会觉得脸面已被撕破,有的就会选择干脆孤注一掷,不管不顾地和政府激烈对抗。多一个强拆户,政府就少一份社会稳定,多一份社会责任。所以,在敏感时期,有的地方政府还会动员拆迁干部去找拆迁户打牌喝酒,甚至安排干部陪拆迁户远游等活动。因为一旦拆迁户越级上f,维稳成本更大。二是担心出现极端事件。哪怕拆迁工作做得再好,补偿价格再高,安置再到位,强拆组织得再严密,只要因为出了伤亡事故,一般都会定性为恶**件。负责做拆迁工作的人员就要受处分,甚至丢官。这对于干部个人来说,一旦实行强拆,后患无穷。三是害怕媒体借机炒作。强拆一旦出现极端事件,媒体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,记者可能会迎合少数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,不是客观公正,而是偏听偏信,将小事化大。如果报道信息把握不准,所发报道以偏概全,造成负面影响。四是行政成本和风险高。强拆要走的法律程序多,法院要收执行费,动用的工作人员也多,公安、消防、城管、卫生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要配合强拆行动。公权力用得太多太滥,老百姓也不满意。五是后续维稳工作难。顺利强拆能促进户主踊跃签约,从整体上推进拆迁工作。反之,可能引发强拆户频繁上访,留下长久的隐患。强拆之后,户主遗留下的问题更多,协调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大。
所以,政府不是迫于无奈,不会强拆。但强拆又必不可少。拆迁户为了阻止强拆,可谓方式方法用尽。
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。
总不能一项浩大的工程进行了两年,几万的工作都做好了,因为几个人不同意拆迁就半途而废吧?
得民心者得天下!
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规律。
而民意作为个体切身感受汇集而成的群体意愿,有时候它是善变的、不稳定的、冲动的,甚至是虚假的、错误的、自私的。民意不全占有真理。政府在从政过程中体现民意,需体现善良、真诚、正义、公平、公正、理性的民意,从而让权力在民意监督中不偏离正轨,改进政府工作,为广大群众谋求更多的利益。
而且,大数人的意见才能代表民意。
三江北街拆迁,拆迁区域99%的老百姓持理解和支持态度,但也有几户老百姓不配合拆迁工作,极少一部分人因自己一些困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,以拆迁为由发泄心中的怨愤。面对拆迁户群众的各种诉求,需要做的一方面是继续做思想沟通工作,另一方面,恐怕还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了。
一周之后,省政府意外的向许多媒体发出了邀请,请媒体朋友参加三江省政府的两个会议:一个是拆迁工作听证会,重点是两个方面:一方面听取群众对拆迁的心声,另一方面是听取有关方面对于如何做好拆迁工作给出建议,与此同时,开成法律角度的拆迁意见。
另一个会议就是针对工作到位、补偿符合规定、久拖不签订的“钉子户”实施强拆,要让媒体记者位作个见证。
这下好了,邀请一发出,三江这回又成了一个热点。
全国各地拆迁方面一直是各有各的招,但大都暗地里进行,谁摆上桌面上来?这回三江省要开先河,公开听证不说,还让媒体见证强拆,这不是有风险吗?
可曾家辉却不管这些。
这个“热点”不代表有负面的影响。
省政府就是要公开透明的运作,邀请一发出,省政府在积极准备相关事项的同时,又召开了一个“如何提高政府及领导干部媒体形象”的研讨会,曾省长专门为此费了不少心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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