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节_27
彼得-彼特罗维奇与杜涅奇卡以及普莉赫里娅-亚历山德罗芙娜作了那次决定他命运的解释以后,第二天的那个早晨对彼得-彼特罗维奇也起了使他头脑清醒的作用。昨天他还觉得那件事几乎是幻想的产物,虽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,可仍然好像是不可能的,现在,尽管他感到极为不快,却不得不渐渐地把它看作木已成舟、无法挽回的事实了。受了伤害的自尊心好似一条毒蛇,整夜在咬噬着他的心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一起床,立刻照了照镜子。他担心,一夜之间是不是会害了黄疸病?然而暂时这方面还没出什么问题,彼得-彼特罗维奇看了看自己轮廓优美、白皙,最近稍有点儿发胖的脸,有一会儿工夫感到宽慰,满怀信心,相信一定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另找一个未婚妻,大概,还会找到一个更好的;可是他立刻清醒了过来,坚决地往一边吐了口唾沫,这使得与他同住一间房间的年轻朋友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-列别贾特尼科夫脸上露出了无声的、然而是讥讽的微笑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看到了这个微笑,心里立刻认为,他的年轻朋友这样笑是很不对的。最近他已经发现这个年轻朋友有很多不对的地方。他突然明白了,昨天不该把昨天那件事的结果告诉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,这样一想,心里感到加倍恼怒。这是他昨天一时冲动,太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,太容易动怒而犯下的第二个错误……随后,好像故意为难似的,这天早晨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。就连他在参政院里为之多方奔走的那个案件,等待着他的也似乎是败诉。特别惹他生气的是他的房东,为了不久即将结婚,他向这个人租了一套房子,还自己花钱装修了一番;这个房东,这个发了财的德国工匠,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废除刚刚签订的租约,要求按写进租约的条款,支付全部违约金,尽管彼得-彼特罗维奇交还给他的房子几乎是重新装修过的。家具店的情况也完全一样,虽然定购的家具还没有搬到住宅里去,却无论如何也不肯退还一个卢布的定金。“我可不会为了家具而特意结婚!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咬牙切齿地暗暗地想,同时那个显然已经无望的希望又在他脑子里忽然一闪:“难道这一切真的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灭了,结束了吗?难道不能再试一试吗?”一想到杜涅奇卡,这想法再一次诱人地刺痛了他的心。这时他心中痛苦极了,当然,如果现在只要他希望让拉斯科利尼科夫死于非命,就能把他置于死地,那么彼得-彼特罗维奇一定会立刻表示这样的愿望。
“除此而外,我的错误还在于,我根本没给过她们钱,”他边想,边闷闷不乐地走回列别贾特尼科夫的那间小屋去,“见鬼,我为什么这样吝啬?这甚至毫无益处!我想对待她们先苛刻一些,让她们把我看作神明,可她们竟然这样!……呸!……不,如果在这段时间里,譬如说吧,给她们一千五百卢布,在克诺普公司①和英国商店里置办些嫁妆,买些礼物,各式各样的首饰,化妆品、光玉髓,衣料,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,那么事情就会好一些……我们的关系也就牢固一些了!现在她们也就不那么容易拒绝我了!她们就是这样一种人,如果拒绝的话,一定认为有义务把礼物和钱都退还给我;可是要退还是很难的,而且也舍不得!良心也会感到不安,心里会想:怎么,就这样突然把一个直到现在如此慷慨、相当客气的人赶走吗?……嗯哼!我失算了!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又一次咬牙切齿,立刻骂自己是傻瓜——当然是暗自责骂——
①彼得堡的一家服饰用品商店。
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,他回到家里,比出去的时候加倍凶恶,加倍恼怒。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屋里准备酬客宴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他的好奇心。还在昨天他就听说要办酬客宴了;甚至记起,好像也邀请了他;可是由于自己有一大堆麻烦事,别的事情他都没去注意。他赶紧去向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打听;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不在家(现在她在墓地上),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正在摆开的桌子旁边张罗着;他得知,酬客宴将会办得十分隆重,几乎所有房客都受到了邀请,就连和死者不认识的人也不例外,甚至连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-列别贾特尼科夫也受到了邀请,尽管以前他和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争吵过,最后,还有他,彼得-彼特罗维奇,不但被邀请了,而且甚至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,因为他几乎是所有房客中一位最重要的客人。阿玛莉娅-伊万诺夫娜①本人也受到十分尊敬的邀请,尽管以前有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;因此现在她在料理一切,忙着张罗,几乎觉得这是一种享乐,而且,她虽然穿着一身丧服,可全都是崭新的绸衣,打扮得既漂亮,又阔气,并为此感到自豪。这些消息和事实提醒了彼得-彼特罗维奇,使他产生了某种想法,于是他回到自己屋里,也就是回到了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-列别贾特尼科夫的屋里,不知在想什么心事。问题在于,他也得知,邀请的客人当中也有拉斯科利尼科夫——
①前面,马尔梅拉多夫曾说,她的父名是“费多罗芙娜”。
不知为什么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整整一早上一直坐在家里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与这位先生建立了某种奇怪的、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当自然的关系:几乎从一住到这儿来的那天起,彼得-彼特罗维奇就瞧不起他,恨他,而且恨得简直太过分了,可是同时又好像有点儿怕他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一来到彼得堡就住到他这里,并不单单是由于吝啬,想省几个钱,虽说这几乎是主要原因,不过还有另外的原因。还在外省的时候,他就听说,这个由他抚养成人的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,现在是最进步的青年之一,甚至是一个在某些他很感兴趣的、神话般的小团体里起重要作用的人物。这使彼得-彼特罗维奇感到非常惊讶。这些十分强大、无所不知、蔑视和揭露一切人的小团体,早就使彼得-彼特罗维奇感到恐惧了,这是一种特殊的恐惧,不过,也完全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。当然,还在外省的时候,对这类事情他不可能形成哪怕是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概念。他像大家一样,听说有这么一些进步分子,虚无主义者,揭发者,以及诸如此类的人,在彼得堡,这种人特别多,不过和许多人一样,他也把这些名称的涵义和性质夸大和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。已经有好几年了,他最怕的就是揭发,这也就是使他经常感到过分惶恐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,特别是在他梦想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彼得堡来的时候。在这方面,他是所谓受过惊吓的,就像小孩子有时受了惊吓一样。几年前,他在外省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,就遇到过两起无情揭发的事件,所揭发的都是省里相当有威望的大人物,而在他们被揭发以前,他一直依靠他们,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靠山。一次揭发的结果,是被揭发者特别丢脸,另一次的结果,几乎是引起很大的麻烦。这就是彼得-彼特罗维奇一到彼得堡,决定立刻摸清情况的原因,如有必要,他就要抢先一步,讨好“我们的年轻一代”,以防万一。在这方面,他把希望寄托在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的身上,而且,譬如说吧,他去探望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时候,就已经学会勉强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、别人的意见了……
当然,不久他就看出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是个极其庸俗、而且有点儿傻头傻脑的人。但这丝毫没有打消彼得-彼特罗维奇的顾虑,也没有使他受到鼓舞。即使他相信,所有进步分子都是这样的傻瓜,他的不安也不会消失。说实在的,对这些学说、思想和制度(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正是用这些东西猛烈地责难他)他丝毫也不关心。他有他自己的目的。他只需要尽快、立刻弄清:这儿发生过什么事情,是怎样发生的?这些人有势力,还是没有势力?如果他着手做某一件事,他们是揭发他呢,还是不揭发他?如果揭发,那么是为什么揭发,现在到底是要揭发些什么?不仅如此,而且要弄清:如果他们当真有能耐的话,能不能设法博得他们的好感,而且立刻稍微欺骗他们一下?该不该这样做?譬如说,能不能通过他们使自己的事业进展得顺利一些?总之,他面前有成百上千的问题。
这个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是个体质虚弱、害淋巴结核的人,个子矮小,在某处任职,一头淡黄色的头发,颜色淡得出奇,留着肉饼状的连鬓胡子,并为这胡子感到非常自豪。此外,他几乎经常害眼病。他的心肠相当软,可是说话很自以为是,有时甚至极端傲慢,——如果与他的体形相对照,这几乎总是显得十分好笑。不过,在阿玛莉娅-伊万诺夫娜这儿,他却被看作相当受尊敬的房客中的一个,也就是说,他不酗酒,而且按时缴房租。尽管有这些优点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却当真有点儿傻里傻气。他赞成进步思想,加入“我们的年轻一代”,——这是由于年轻人的热情。这是那些多得不可数计的形形色色的庸人、思想极其幼稚、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、却又刚愎自用的人们当中的一个,他们转眼之间一定会附和最时髦的流行思想,为的是立刻把它庸俗化,为的是把他们有时的确是以最真诚的方式为之效力的一切漫画化。
然而,列别贾特尼科夫虽然心地十分善良,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对和他同住的这个人,也就是他从前的监护人彼得-彼特罗维奇,感到无法忍受了。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,从双方来说,都有点儿偶然,不过却是相互的。不管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多么单纯而又轻信,可还是开始渐渐看出,彼得-彼特罗维奇在欺骗他,心里暗暗地瞧不起他,看出,“这不完全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”。他曾试图向他讲述傅立叶的体系和达尔文的学说,但是彼得-彼特罗维奇,特别是近来,不知为什么,听他讲述的时候,已经带着过于明显的讥讽神情,而最近,甚至骂起人来了。问题在于,他本能地开始看透了,列别贾特尼科夫不仅是个庸俗和有点儿傻气的人,而且也许还是个撒谎的家伙,就是在他自己那个小团体里,他也没有建立任何比较重要的关系,而只不过是多少听到过一些几经转述的东西;不仅如此:也许就连他该做的宣传工作,他也不甚了了,因为他太糊涂,他怎么能做什么揭发者呢!我们顺带说一声,在这一个半星期里,彼得-彼特罗维奇很乐于接受(特别是最初)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的甚至是非常奇怪的赞扬,也就是,譬如说吧,如果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说,他打算赞助不久即将在小市民街某处成立的新“公社”①;或者,譬如说吧,认为如果杜涅奇卡在婚后头一个月就想找一个情夫,他也不会干涉;或者,说他不会让自己未来的孩子们受洗礼,等等,等等,对这一类的赞扬,他总是不予否认,而是默不作声。对别人加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些优点,按照自己的习惯,彼得-彼特罗维奇都不予否认,甚至容许人家这样赞扬他,——不管是什么赞扬,他听着都感到有点儿飘飘然。
由于某些原因,彼得-彼特罗维奇今天早上把一些五厘债券②换成了现钞,现在正坐在桌边点一叠叠钞票和连号的公债券。几乎经常没有钱的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在屋里走来走去,装出对这些钱不感兴趣、甚至鄙视的样子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无论如何也不相信,譬如说吧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真的会对这么多的钱不感兴趣;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也苦恼地想,彼得-彼特罗维奇也许真的会认为,他的漠然态度是故意装出来的,而且,大概还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,用摆在桌子上的这一叠叠钞票来刺激和撩拨自己这位年轻的朋友,提醒他,让他记住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,仿佛他们之间存在真正的差别——
①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《做什么?》的影响下,彼得堡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些公社,共同劳动,共同生活,建立了集体经济。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和民主主义者斯列普措夫(一八三六-一八七八)在旗帜街(现在的“起义街”)上成立的旗帜公社。
小市民街(现在的“公民街”)上的公社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(罪与罚)时所住的房子不远。
②利率为五厘的公债券。
这一次他发觉他异乎寻常地容易激动和心不在焉,尽管他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又在他面前谈起自己心爱的话题,说什么就要成立一个特殊的新“公社”,还对此大加发挥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正在打算盘,在算盘珠子的响声暂时停顿下来的间歇里,他不时提出简短的反驳,发表自己的看法,而且流露出十分明显、故意无礼嘲讽的讥笑神情。但是“富有人情味”的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把彼得-彼特罗维奇的情绪归咎于他昨天与杜涅奇卡的决裂,并热切地想要尽快谈谈这个话题:关于这个进步的、宣传性的话题,他是有话可谈的,这可能会给他这位尊敬的朋友带来安慰,而且“无疑”会对他今后提高觉悟有所裨益。
“这个……寡妇家在办什么酬客宴啊?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问,在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正谈到最有意思的地方的时候,突然打断了他的话。
“好像您还不知道似的;昨天我不是跟您谈起过这个话题,还对所有这些仪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……对了,她不是也请了您吗,我听见的。昨天您还跟她说过话呢……”
“我怎么也没想到,这个一贫如洗的傻女人会把从另一个傻瓜……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儿得来的钱,全都花在酬客宴上。刚才从那儿经过的时候,我甚至感到惊讶:那儿准备得多丰盛啊,还有酒呢!……还叫了几个人来——天知道是怎么回事!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接着说下去,详细地询问着,好像怀着什么目的,故意把话题转到这上面去。“怎么?您说,也邀请了我吗?”他突然抬起头来,补上一句。“什么时候邀请的?我记不得了。不过,我是不会去的。我去那里干什么?昨天我只不过是顺便告诉她,作为一个官吏的贫寒的遣孀,她有可能得到他一年的薪俸,作为一次性的补助。她是不是为了这才邀请我呢?嘿-嘿!”
“我也不想去,”列别贾特尼科夫说。
“那还用说!亲手打过嘛。您问心有愧啊,这是可以理解的,嘿——嘿——嘿!”
“谁打过?打过谁?”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惊慌起来,甚至脸红了。
“就是您嘛,您打了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,大约是在一个月前,是吗!要知道,我听说了,昨天……原来这就是您的信念!……妇女问题处理得也不好嘛。嘿——嘿——嘿!”
彼得-彼特罗维奇好像得到了安慰,又啪啪地打起算盘来。
“这都是胡说和诽谤!”列别贾特尼科夫羞得面红耳赤,他总是害怕别人提起这件事,“事情完全不是这样!这是另一回事……您听说的话不符合实际;这是造谣!当时我只不过是自卫。是她首先张牙舞爪地向我扑了过来……她把我的连鬓胡子全拔光了……我认为,人人都可以自卫。而且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对我使用暴力……这是原则。因为这几乎就是专横霸道。我该怎么办呢:就这样在她面前站着吗?我只不过是推开了她。”
“嘿——嘿——嘿!”卢任继续恶意地讥笑他。
“您想惹我发火,是因为你自己让人给惹恼了,心里有气……而这是胡说八道,与妇女问题完全、完全无关!您理解得不对;我甚至认为,如果假定妇女在各方面,就连体力上也和男人一样(已经有人坚决这样主张了),那么可见,在这方面也应该是平等的。当然,后来我考虑,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,因为打架是不应该的,在未来的社会里,打架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……在打架中寻求平等,当然是奇怪的。我并不是那么蠢……不过打架还是常有的事,……也就是说,以后不会有了,可是现在还有……呸!见鬼!跟您说话,会把人搞得糊里糊涂!我不去参加酬客宴,倒不是因为有过这么一件不愉快的事。我不去,只不过是按原则办事,不助长像酬客宴这样的陋习,就是这么回事!不过,也可以去看看,只不过是为了去嘲笑它……不过可惜,神甫不会来。不然我一定要去。”
“也就是说,坐在人家的酒席筵前,却蔑视它,同样也蔑视那些请您的人。是这样吗?”
“根本不是蔑视,而是抗议。我抱着有益的目的。我可以间接促进觉悟的提高,并作些宣传。人人都应该提高觉悟,进行宣传,也许,宣传得越激烈越好。我可以传播思想,播下种子……由这粒种子里就会长出事实来。我哪会侮辱他们呢?一开始他们是会见怪的,可是以后自己就会明白,我是给他们带来了好处。您瞧,我们的杰列比耶娃曾经受人指责(现在她在公社里),因为她从家里出走……委身于一个男人的时候,给父母写了一封信,说她不愿生活在成见之中,不按宗教仪式结婚,就和人同居,似乎她这样对待父母,是太粗暴了,认为她本应怜惜他们,写得委婉一些。照我看,这全都是胡说八道,根本不需要委婉些,恰恰相反,这儿需要的是抗议。瓦莲茨跟丈夫在一起过了七年,丢下了两个孩子,写了封信,和丈夫一刀两断了,信上说:‘我认识到,和您在一起我不会幸福。您欺骗了我,向我隐瞒,通过公社这种形式,还存在另一种社会制度,为了这件事,我永远不会原谅您。不久前我从一个慷慨的人那里知道了这一切,已经委身于他,要和他一同创办公社。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,因为我认为,欺骗您是不正直的。您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。不要对我回去存什么希望,您已经太迟了。希望您幸福。’这一类的信就该像这样写才对!”
“这个杰列比耶娃,不就是您跟我说过,已经是第三次自由结婚的那个人吗?”
“如果认真的说,总共只有两次!即使是第四次,即使是第十五次,那也算不了什么!如果说我有什么时候为我的父母已经去世而感到遗憾的话,那么当然就是现在了。我甚至幻想过好多次,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,我准会以自己的抗议让他们感到万分痛苦!我会故意让他们感到为难……这就是‘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人’,呸!我一定要让他们瞧瞧!我要让他们大吃一惊!真的,可惜我什么人也没有!”
“为了让他们大吃一惊吗!嘿-嘿!好吧,您爱怎么着,就怎么着吧,悉听尊便,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打断了他的话,“不过请您告诉我:您认识死者的这个女儿,不是吗,就是那个那么瘦弱的姑娘!人们对她的议论全都是真的,是吗?”
“这有什么呢?照我看,也就是根据我个人的信念,这是女人的最正常的状态。为什么不是呢?也就是说distinZguons①。在现在这个社会里,这当然不完全正常,因为是被迫的,而在未来的社会里,却是完全正常的,因为那是自由的。就是现在,她也有权这样做,因为她受过苦,而这就是她的基金,也可以说是资本,她有充分权利支配的资本。当然,在未来的社会里,基金就不需要了;但是她的作用将会在另一种意义上表现出来,将受到合乎罗辑而且合理的制约。至于说到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本人,在目前,我把她的行动看作对社会制度坚决而又具体的抗议,并为此深深地尊敬她;
就连看着她也觉得高兴!”——
①法文,“我们要区别开来”之意。
“可人家告诉我,是您逼着她从这儿搬出去的!”
列别贾特尼科夫甚至勃然大怒。
“这又是谣言!”他高声叫嚷。“根本,根本不是这么回事!完全不是这样!这全都是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当时冤枉我,因为她什么也不懂!我根本没有俟机接近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,想要获得什么好处!我只不过是想提高她的觉悟,完全是无私的,竭力激发她的反抗精神……我需要的只是反抗,而且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本人也已经不能再住在这幢房子里了!”
“您是不是叫她去参加公社呢?”
“您总是讥笑我,可是笑得很不恰当,请允许我向您指出这一点来。您什么也不懂!公社里没有这样的角色。所以要成立公社,也就是为了让社会上不再有这种角色。在公社里,这样的角色将完全改变他现在的性质,在这里,这是愚蠢的,在那里,这就是聪明的,在这里,在现在的环境里,这是不正常的,在那里就变得完全正常了。一切取决于人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和在什么样的环境里。一切取决于环境,人本身却微不足道。我和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现在也是和睦相处,这足以向您证明,她从来也没把我当作敌人,从来也没把我当作欺侮她的人。对了!现在我竭力劝她参加公社,不过这个公社完全,完全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!您干吗发笑!我们想建立自己的公社,一种特殊的公社,不过基础比以前的更为广泛。我们从我们的信念更前进了一步。我们否定得更多了!如果杜勃罗留波夫从棺材里站出来,我就要和他争论一番。我一定会在争论中驳倒别林斯基!目前我在继续提高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的觉悟,这是一个天性十分优美、十分美好的姑娘!”
“哈,于是您就利用这个十分优美的天性,是吗?嘿——
嘿!”
“不,不!啊,不!恰恰相反!”
“哼,可不是恰恰相反吗!嘿-嘿-嘿!瞧您说的!”
“请您相信!我有什么理由要在您面前隐瞒呢,请您说说看!恰恰相反,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这很奇怪:跟我在一起的时候,不知为什么她显得胆怯和格外纯洁,而且很不好意思!”
“于是您,当然啦,就提高她的觉悟……嘿——嘿!向她证明,这些羞耻心什么的全都是胡说八道?……”
“根本不是!根本不是!噢,您对觉悟这个词的理解是多么粗野,甚至是多么愚蠢啊——请您原谅!您什-么也不懂!噢,天哪,您还多么……不成熟啊!我们是在寻求妇女的自由,可您心里只在转那个念头……完全避而不谈贞洁和女性的羞耻心问题,也就和避而不谈本身毫无用处、甚至是属于偏见的事物一样,但与此同时,我完全、完全同意,和我在一起的时候,她可以保持自己的贞操,因为在这个问题上——她有她的意志,她的权利。当然啦,如果她自己对我说:‘我想占有你’,我会认为那是我巨大的成功,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姑娘;但现在,至少是现在,当然啦,从来没有任何人比我待她更有礼貌,更尊敬她,从来没有任何人比我更尊重她的人格……我等待着,并抱有希望——仅此而已!”
“您最好送给她点儿什么东西。我敢打赌,这一点您可没想到过。”
“您什-么也不懂,我已经对您说过了!当然啦,她的处境是这样,不过这儿有另一个问题!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!您简直是蔑视她。您看到了一件误认为理应受到蔑视的事实,于是就拒绝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人了。您还不知道,这个人的天性是多么美!我只不过非常遗憾,不知为什么,最近她完全不再看我借给她的书,也不再来跟我借书了。可从前她常来借书。虽然她正以自己的全部毅力和决心进行反抗,——她已经证明过一次,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毅力和决心,——可她似乎还是缺少自主精神,也可以说是独立精神,否定得还不够彻底,还没能完全摆脱某些偏见和……糊涂观念,这也是让人感到遗憾的。尽管如此,对某些问题她却理解得十分透彻。譬如说,对吻手的问题,她就理解得十分正确,也就是说,如果男人吻女人的手,那就是男人以不平等的态度来侮辱女性。我们那儿讨论过这个问题,我立刻就向她转述了我们的看法。关于法国工人联合会的事,她也很注意地听着。现在我正在给她讲在未来社会里可以自由进入别人房子里的问题。”
“这又是怎么回事?”
“这是最近正在讨论的一个问题:公社的一个成员有没有进入另一成员房子里去的权利,去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那里,而且是在任何时候……嗯,问题已经解决了:有权利……”
“嗯,如果他或者她这时候正在大小便呢,嘿——嘿!”
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甚至生气了。
“您总是提这样的事,总是提这些该死的‘大小便’!”他憎恨地高声叫喊,“唉,我是多么气愤,多么懊悔,在讲制度的时候,竟过早地跟您提起这些该死的大小便来了!见鬼!对于所有像您这样的人,这是一个障碍,最糟糕的是——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,就嘲笑别人!就好像他们完全正确似的!就好像他们有什么可以感到自豪似的!呸!我有多少次坚决主张,对于那些新参加的人,一定得在最后,等到他对制度深信不疑,已经是一个具有高度觉悟而且有明确目的的人的时候,才能跟他们谈这个问题。请您说说看,即使是在污水坑里,你能找到这样可耻和卑鄙的东西吗?不管是多脏的污水坑,我都愿意头一个去消除它!这甚至谈不到什么自我牺牲!这只不过是工作,高尚的、对社会有益的活动,这种活动的价值不亚于任何其他活动,甚至,譬如说吧,比什么拉斐尔和普希金的活动还要崇高得多,因为它更为有益!”
“而且更为高尚,更为高尚,——嘿——嘿!”
“更为高尚是什么意思?就判断人类的活动来说,我不理解这类用语有何意义。‘更高尚’,‘更慷慨’——这全都是胡说八道,毫无道理,是我予以否定的、带有偏见的陈词滥调!凡是对人类有益的,也就是高尚的!我只理解一个词:有益的!您爱笑,就嘿嘿地笑吧,不过事实如此!”
彼得-彼特罗维奇起劲地笑着。他已经数完了钱,把钱藏起来了。不过有一部分钱不知为什么还留在桌子上。这个“污水坑的问题”已经有好几次成为彼得-彼特罗维奇和他这位年轻朋友关系破裂与不和的原因了,尽管这个问题本身是庸俗的。愚蠢的是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真的生气了。卢任说这些话却是为了消愁解闷,而目前,他特别想惹列别贾特尼科夫发火。
“这是因为您昨天遭到了挫折,所以才这么恶毒,总是在找碴儿,”列别贾特尼科夫脱口而出,一般说,尽管他既有“独立精神”,又有“反抗精神”,可不知为什么总不敢反驳彼得-彼特罗维奇,而且一般说,对他还一直保持着某种已经习以为常的、从前那些年的尊敬态度。
“您最好还是说说,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傲慢而又遗憾地打断了他的话,“您是不是可以……或者不如说:您和刚才谈到的那个年轻女郎是不是当真十分亲密,是不是亲密到这种程度,可以现在,就是目前,请她来这儿,到这间房子里来一下?好像他们都已经从墓地回来了……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……我需要见见她,见见这个女人。”
“您为什么要见她?”列别贾特尼科夫惊奇地问。
“就是这样,需要。今天或者明天,我就要从这儿搬走了,所以想要通知她……不过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,请您留在这儿。这样甚至会更好些。要不,您大概,天知道您会想些什么。”
“我根本什么也不会想……我不过这么问问,如果您找她有正经事,要叫她来,那是再容易也不过了。我这就去。请您相信,我决不会妨碍你们。”
真的,过了五分钟,列别贾特尼科夫就带着索尼娅回来了。她十分惊讶地走了进来,和往常一样,有点儿胆怯。在类似的情况下她总是胆怯,她很怕见生人,怕跟不认识的人交往,从前,从儿时起她就害怕,现在就更不用说了……彼得-彼特罗维奇接待她时,“态度和蔼,相当客气”,不过有点儿快活、亲昵的意味,然而照彼得-彼特罗维奇看,像他这样一个受人尊敬和上了年纪的人,对待一个这么年轻,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很有意思的女人,这种态度是很得体的。他急忙“鼓励”她,让她坐到桌旁,自己的对面。索尼娅坐下来,朝四下里看了看,——看了看列别贾特尼科夫,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钱,然后突然又看了看彼得-彼特罗维奇,目光就再没有从他身上挪开,好像全神贯注地盯住了他。列别贾特尼科夫本来已经往门口走去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站起来,示意让索尼娅继续坐着,在门口拦住了列别贾特尼科夫。
“这个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儿吗?他来了吗?”他悄悄地问列别贾特尼科夫。
“拉斯科利尼科夫?在那里。怎么样?是啊,是在那里……
他刚进去,我看到了……那又怎样呢?”
“好吧,那么我特意请您留在这里,和我们待在一起,不要让我和这位……少女单独待在一起。事情嘛,是件无关重要的小事,可是天知道别人会说什么。我不想让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儿跟人说……您明白我的意思吗?”
“啊,我懂,我懂!”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领会了。“对,您有理由……当然,根据我个人的信念,我认为您的担心太过分了,不过,您还是有道理的。那好吧,我就留下来吧。我站到这儿窗子前面,不会妨碍你们的……照我看,您有理由……”
彼得-彼特罗维奇回到沙发前,在索尼娅对面坐下,留神看了看她,突然作出一副异常庄重、甚至是严肃的样子,那意思就是说:“您可别想到那方面去,女士。”索尼娅完全不知所措了。
“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,首先请代我向尊敬的令堂表示歉意……好像,是这样吧?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是您的继母吧?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态度十分庄重,然而又相当和蔼地说。
看来,他怀有最友好的意愿。
“是这样,是这样的;她是我的继母,”索尼娅胆怯地急忙回答。
“嗯,那么请您向她转达我的歉意,由于不能由我作主的原因,我不能到府上去吃煎饼了……也就是不能去赴酬客宴了,尽管令堂好意邀请了我。”
“好的;我去说;这就去,”索涅奇卡急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
“我还没说完呢,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留住了她,因为她这么天真,又不懂礼貌,微微一笑,“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,如果您认为,为了这样一件仅仅与我个人有关的小事,就麻烦您,请一位像您这样的女孩子到我这里来,那您就不大了解我了。我还有别的目的。”
索尼娅又急忙坐下了。还没从桌子上拿走的那些钞票,有二十五卢布一张的,也有一百卢布一张的,又闯入她的眼帘,她赶快把脸转过去,抬起头来看着彼得-彼特罗维奇:她突然觉得,特别是她,看别人的钱是很不恰当的。她本来把目光转向彼得-彼特罗维奇用左手拿着的金色长柄眼镜,但与此同时也看到了戴在这只手中指上的戒指,那戒指很大,看样子沉甸甸的,镶着一块黄色的宝石,真漂亮极了,——但是她又突然把目光从戒指上挪开了,不知往哪里看才好,最后只好又凝神盯着彼得-彼特罗维奇的眼睛。他比刚才更加庄重地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接着说:
“昨天我有机会顺便和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说了两句话,只说了两句话,就足以了解到,目前她正处于一种——
反常的状态,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……”
“是的……是反常的,”索尼娅急忙附和说。
“或者说得简单、明白一些,就是她有病。”
“是的,简单明白,……是的,她是有病。”
“的确如此!所以,出于人道感和——和——和,可以这么说吧,和恻隐之心,由于预见到她不可避免的不幸命运,我想做点儿对她有益的事情。看来,这个极端贫困的家庭现在只能完全倚靠您一个人了。”
“请问,”索尼娅突然站了起来,“昨天您不是跟她讲过,有可能得到一笔抚恤金吗?因为她昨天就对我说过,您已经着手为她奔走,设法给她领取抚恤金了。这是真的吗?”
“绝对不是,就某方面来说,这甚至是荒唐的。我只是暗示,作为一个在任职期间亡故的官吏的遗孀,有可能得到临时补助,——这还得有门路才行,——然而,已故的令尊好像不仅服务尚未期满,而且最近期间甚至完全没有任职。总之,即使有希望,希望也很渺茫,因为在这种情况下,实际上没有任何享受补助的权利,甚至恰恰相反……可她已经想领怃恤金了,嘿——嘿——嘿!这位太太想到哪里去了!”
“是的,她是想领抚恤金……因为她轻信,心地善良,由于心肠太好,什么她都相信,而且……而且……而且……她头脑不大……这个……是的……请原谅,”索尼娅说,又站起来要走。
“对不起,您还没听完我的话呢。”
“是的,是没听完。”索尼娅喃喃地说。
“那么,您坐啊。”
索尼娅很不好意思地又坐下来,这已经是第三次了。
“看到她这样的处境,还带着几个可怜的孩子,正如我已经说过的,我有心聊尽绵薄,做点儿对她有益的事情,也就是所谓量力而为,仅此而已。譬如说,可以为她募捐筹款,或者,可以这么说吧,办一次抽彩……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,——在类似的情况下,亲友们,甚至是外人,总之,凡是愿意帮忙的人,往往都是这么做。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。而这是可能的。”
“是的,好的……为了这,愿上帝保佑您……”索尼娅凝望着彼得-彼特罗维奇,含糊不清地低声说。
“这是可能的,不过……这个我们以后再……也就是说,今天就可以开始。晚上我们再见见面,商量一下,可以这么说吧,为这事打下基础。请您七点来钟的时候再来找我一趟。我希望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也参加……不过……这儿有个情况,得事先详细地说说清楚。正是为了这件事,我才惊动您,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,请您到我这里来。具体地说,我的意见是,不能把钱交给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,钱到了她手里也是危险的;今天的酬客宴就是证明。连明天吃的东西都没有,可以说连一块面包皮都没有……嗯,连鞋子都没有,什么都没有,今天却买了牙买加糖酒①,甚至好像还买了马德拉酒②和——和——和咖啡。从那儿经过的时候,我看到了。明天却又把全部生活重担都压到您的身上,直到最后一片面包,都得靠您;这是毫无道理的。所以,募捐的时候,照我个人的看法,关于钱的情况应该瞒着这个,可以这样说吧,不幸的寡妇,而只有,譬如说,只有您一个人知道。我说得对吗?”——
①一种用甘蔗酿制的烈酒。
②一种葡萄酒。
“我不知道。她只是今天才这样……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……她很想办酬客宴,请大家来,悼念……她很懂事。不过,就照您的意思办好了,我非常,非常,我会非常……他们大家也都会感谢您……上帝会保佑您的……孤儿们也……”
索尼娅没有说完,就哭起来了。
“的确如此。嗯,那么请您记住;现在,为了亲人们的利益,作为开端,请接受我个人力所能及的一点儿心意。我非常、非常希望,千万不要提起我的名字。您瞧……可以这么说吧,因为我自己也有需要操心的事,再多,我就无能为力了……”
说着,彼得-彼特罗维奇细心地把一张摺着的十卢布的钞票打开,递给索尼娅。索尼娅接过了钱,脸刷地一下子红了,很快站起来,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,赶快告辞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洋洋得意地把她送到门口。她终于从屋里跑了出去,心情激动,疲惫不堪,回到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那里,心里感到非常不安。
在这场戏演出的全部时间里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一会儿站在窗前,一会儿在屋里走来走去,不愿打断他们的谈话;等索尼娅走后,他突然走到彼得-彼特罗维奇面前,郑重其事地向他伸出手去:
“我什么都听到了,什么都看见了,”他说,特别强调最后三个字。“这是高尚的,也就是,我想说,这是人道主义的!您不愿让别人感谢您,这我看见了!虽说,我得承认,按原则来讲,我不能赞同个人的慈善行为,因为它不仅不能彻底根除罪恶,反而会助长罪恶,然而我不能不承认,很高兴看到您的行为,——是的,是的,对这件事,我很喜欢。”
“嗳,这全都是胡扯!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含糊不清地说,心情有些激动,而且不知为什么细细地打量着列别贾特尼科夫。
“不,不是胡扯!一个像您这样,为昨天的事感到烦恼、受了很大委屈的人,同时还能关心别人的不幸,——一个这样的人,……虽然他的行为是犯了一个社会性的错误,——然而……还是应该受到尊敬的!我甚至没料到您会这样做,彼得-彼特罗维奇,何况,特别是根据您的见解来看,噢!您的见解还在妨碍您,非常妨碍!譬如说吧,昨天的挫折让您多么激动啊,”好心的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感叹地说,又对彼得-彼特罗维奇产生了加倍的好感,“这门亲事,这个合法婚姻对您可有什么,有什么用处呢,最高尚、最亲爱的彼得-彼特罗维奇?您为什么一定要让婚姻合法?好,您要打我,那就打吧,不过我很高兴,为这门亲事没成感到高兴,为您没受婚姻约束,为了对于人类来说您还没有完全毁灭,我感到高兴……您要知道,我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了!”
“为了我不想在你们那种婚姻中戴绿帽子,不愿繁衍别人的孩子,这就是我需要合法婚姻的原因,”因为总得回答几句什么,卢任才这样说。他心里正在想着什么,陷入沉思。
“孩子吗?您提到了孩子吗?”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像一匹听到了军号声的战马,浑身颤动了一下,“孩子是一个社会问题,而且是头等重要的问题,这我同意;不过孩子问题必须按另一种方式来解决。有些人像否定一切含有家庭意义的迹象一样,连孩子也完全否定了。关于孩子的问题,我们以后再谈,现在先来说说绿帽子!我坦白地对您说,对这个问题,我不在行。这是丑恶的、骠骑兵式的、普希金的用语①,在未来的辞典中,这样的用语甚至是不可思议的!而且绿帽子是什么呢?多么荒谬的见解!绿帽子是什么样的?为什么是绿帽子?多么荒诞!恰恰相反,在自由结合中,就不会有什么绿帽子了!绿帽子,这只是一切合法婚姻的自然结果,可以这么说吧,是对合法婚姻的改正,是对它的抗议,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,甚至丝毫不含有侮辱性的意思……如果我在什么时候——做出这种荒唐事来,——合法地结了婚,那么我甚至会为您所诅咒的绿帽子感到高兴;那时候我会对我的妻子说:‘我的朋友,在这以前我只是爱你,现在我却尊敬你,因为你敢反抗!’您在笑?这是因为您不能摆脱偏见!见鬼,我理解,合法结婚而又受了欺骗,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感到不快:可是,要知道,这是卑鄙事实的卑鄙后果,双方同样都受到了侮辱。当大家自由结合,绿帽子公开戴在头上的时候,绿帽子也就不存在了,变得不可思议了,就连绿帽子这个名称也完全消失了。恰恰相反,您的妻子只不过是向您证明,她是多么尊敬您,认为您不会反对她的幸福,而且觉悟那么高,不会为了她有了新丈夫而向她报复。见鬼,有时我梦想,如果让我嫁了人,呸!如果我结了婚(自由结婚也罢,合法结婚也罢,反正一样),我就会自己给我妻子带一个情人来,如果她自己好久还没找到的话。‘我的朋友,’我会这样对她说,‘我爱你,但是也希望你尊敬我,——你看,我给你带来了!’我说得对吗,对吗?……”——
①指普希金的《叶甫根尼-奥涅金》中的这几行诗句:
戴绿帽子的人可真神气,
他对自己总是那么满意,
满意午餐,也满意自己的妻子。
(第一章十二节)。
彼得-彼特罗维奇听着,在嘿嘿地笑,不过并没有特别的兴致。他甚至并没有怎么听。他当真是在考虑什么别的事情,就连列别贾特尼科夫也终于发觉了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甚至十分激动,搓着手,陷入沉思。这一切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后来才弄明白,回想了起来……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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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除此而外,我的错误还在于,我根本没给过她们钱,”他边想,边闷闷不乐地走回列别贾特尼科夫的那间小屋去,“见鬼,我为什么这样吝啬?这甚至毫无益处!我想对待她们先苛刻一些,让她们把我看作神明,可她们竟然这样!……呸!……不,如果在这段时间里,譬如说吧,给她们一千五百卢布,在克诺普公司①和英国商店里置办些嫁妆,买些礼物,各式各样的首饰,化妆品、光玉髓,衣料,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,那么事情就会好一些……我们的关系也就牢固一些了!现在她们也就不那么容易拒绝我了!她们就是这样一种人,如果拒绝的话,一定认为有义务把礼物和钱都退还给我;可是要退还是很难的,而且也舍不得!良心也会感到不安,心里会想:怎么,就这样突然把一个直到现在如此慷慨、相当客气的人赶走吗?……嗯哼!我失算了!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又一次咬牙切齿,立刻骂自己是傻瓜——当然是暗自责骂——
①彼得堡的一家服饰用品商店。
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,他回到家里,比出去的时候加倍凶恶,加倍恼怒。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屋里准备酬客宴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他的好奇心。还在昨天他就听说要办酬客宴了;甚至记起,好像也邀请了他;可是由于自己有一大堆麻烦事,别的事情他都没去注意。他赶紧去向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打听;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不在家(现在她在墓地上),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正在摆开的桌子旁边张罗着;他得知,酬客宴将会办得十分隆重,几乎所有房客都受到了邀请,就连和死者不认识的人也不例外,甚至连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-列别贾特尼科夫也受到了邀请,尽管以前他和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争吵过,最后,还有他,彼得-彼特罗维奇,不但被邀请了,而且甚至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,因为他几乎是所有房客中一位最重要的客人。阿玛莉娅-伊万诺夫娜①本人也受到十分尊敬的邀请,尽管以前有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;因此现在她在料理一切,忙着张罗,几乎觉得这是一种享乐,而且,她虽然穿着一身丧服,可全都是崭新的绸衣,打扮得既漂亮,又阔气,并为此感到自豪。这些消息和事实提醒了彼得-彼特罗维奇,使他产生了某种想法,于是他回到自己屋里,也就是回到了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-列别贾特尼科夫的屋里,不知在想什么心事。问题在于,他也得知,邀请的客人当中也有拉斯科利尼科夫——
①前面,马尔梅拉多夫曾说,她的父名是“费多罗芙娜”。
不知为什么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整整一早上一直坐在家里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与这位先生建立了某种奇怪的、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当自然的关系:几乎从一住到这儿来的那天起,彼得-彼特罗维奇就瞧不起他,恨他,而且恨得简直太过分了,可是同时又好像有点儿怕他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一来到彼得堡就住到他这里,并不单单是由于吝啬,想省几个钱,虽说这几乎是主要原因,不过还有另外的原因。还在外省的时候,他就听说,这个由他抚养成人的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,现在是最进步的青年之一,甚至是一个在某些他很感兴趣的、神话般的小团体里起重要作用的人物。这使彼得-彼特罗维奇感到非常惊讶。这些十分强大、无所不知、蔑视和揭露一切人的小团体,早就使彼得-彼特罗维奇感到恐惧了,这是一种特殊的恐惧,不过,也完全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。当然,还在外省的时候,对这类事情他不可能形成哪怕是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概念。他像大家一样,听说有这么一些进步分子,虚无主义者,揭发者,以及诸如此类的人,在彼得堡,这种人特别多,不过和许多人一样,他也把这些名称的涵义和性质夸大和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。已经有好几年了,他最怕的就是揭发,这也就是使他经常感到过分惶恐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,特别是在他梦想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彼得堡来的时候。在这方面,他是所谓受过惊吓的,就像小孩子有时受了惊吓一样。几年前,他在外省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,就遇到过两起无情揭发的事件,所揭发的都是省里相当有威望的大人物,而在他们被揭发以前,他一直依靠他们,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靠山。一次揭发的结果,是被揭发者特别丢脸,另一次的结果,几乎是引起很大的麻烦。这就是彼得-彼特罗维奇一到彼得堡,决定立刻摸清情况的原因,如有必要,他就要抢先一步,讨好“我们的年轻一代”,以防万一。在这方面,他把希望寄托在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的身上,而且,譬如说吧,他去探望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时候,就已经学会勉强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、别人的意见了……
当然,不久他就看出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是个极其庸俗、而且有点儿傻头傻脑的人。但这丝毫没有打消彼得-彼特罗维奇的顾虑,也没有使他受到鼓舞。即使他相信,所有进步分子都是这样的傻瓜,他的不安也不会消失。说实在的,对这些学说、思想和制度(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正是用这些东西猛烈地责难他)他丝毫也不关心。他有他自己的目的。他只需要尽快、立刻弄清:这儿发生过什么事情,是怎样发生的?这些人有势力,还是没有势力?如果他着手做某一件事,他们是揭发他呢,还是不揭发他?如果揭发,那么是为什么揭发,现在到底是要揭发些什么?不仅如此,而且要弄清:如果他们当真有能耐的话,能不能设法博得他们的好感,而且立刻稍微欺骗他们一下?该不该这样做?譬如说,能不能通过他们使自己的事业进展得顺利一些?总之,他面前有成百上千的问题。
这个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是个体质虚弱、害淋巴结核的人,个子矮小,在某处任职,一头淡黄色的头发,颜色淡得出奇,留着肉饼状的连鬓胡子,并为这胡子感到非常自豪。此外,他几乎经常害眼病。他的心肠相当软,可是说话很自以为是,有时甚至极端傲慢,——如果与他的体形相对照,这几乎总是显得十分好笑。不过,在阿玛莉娅-伊万诺夫娜这儿,他却被看作相当受尊敬的房客中的一个,也就是说,他不酗酒,而且按时缴房租。尽管有这些优点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却当真有点儿傻里傻气。他赞成进步思想,加入“我们的年轻一代”,——这是由于年轻人的热情。这是那些多得不可数计的形形色色的庸人、思想极其幼稚、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、却又刚愎自用的人们当中的一个,他们转眼之间一定会附和最时髦的流行思想,为的是立刻把它庸俗化,为的是把他们有时的确是以最真诚的方式为之效力的一切漫画化。
然而,列别贾特尼科夫虽然心地十分善良,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对和他同住的这个人,也就是他从前的监护人彼得-彼特罗维奇,感到无法忍受了。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,从双方来说,都有点儿偶然,不过却是相互的。不管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多么单纯而又轻信,可还是开始渐渐看出,彼得-彼特罗维奇在欺骗他,心里暗暗地瞧不起他,看出,“这不完全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”。他曾试图向他讲述傅立叶的体系和达尔文的学说,但是彼得-彼特罗维奇,特别是近来,不知为什么,听他讲述的时候,已经带着过于明显的讥讽神情,而最近,甚至骂起人来了。问题在于,他本能地开始看透了,列别贾特尼科夫不仅是个庸俗和有点儿傻气的人,而且也许还是个撒谎的家伙,就是在他自己那个小团体里,他也没有建立任何比较重要的关系,而只不过是多少听到过一些几经转述的东西;不仅如此:也许就连他该做的宣传工作,他也不甚了了,因为他太糊涂,他怎么能做什么揭发者呢!我们顺带说一声,在这一个半星期里,彼得-彼特罗维奇很乐于接受(特别是最初)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的甚至是非常奇怪的赞扬,也就是,譬如说吧,如果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说,他打算赞助不久即将在小市民街某处成立的新“公社”①;或者,譬如说吧,认为如果杜涅奇卡在婚后头一个月就想找一个情夫,他也不会干涉;或者,说他不会让自己未来的孩子们受洗礼,等等,等等,对这一类的赞扬,他总是不予否认,而是默不作声。对别人加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些优点,按照自己的习惯,彼得-彼特罗维奇都不予否认,甚至容许人家这样赞扬他,——不管是什么赞扬,他听着都感到有点儿飘飘然。
由于某些原因,彼得-彼特罗维奇今天早上把一些五厘债券②换成了现钞,现在正坐在桌边点一叠叠钞票和连号的公债券。几乎经常没有钱的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在屋里走来走去,装出对这些钱不感兴趣、甚至鄙视的样子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无论如何也不相信,譬如说吧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真的会对这么多的钱不感兴趣;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也苦恼地想,彼得-彼特罗维奇也许真的会认为,他的漠然态度是故意装出来的,而且,大概还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,用摆在桌子上的这一叠叠钞票来刺激和撩拨自己这位年轻的朋友,提醒他,让他记住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,仿佛他们之间存在真正的差别——
①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《做什么?》的影响下,彼得堡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些公社,共同劳动,共同生活,建立了集体经济。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和民主主义者斯列普措夫(一八三六-一八七八)在旗帜街(现在的“起义街”)上成立的旗帜公社。
小市民街(现在的“公民街”)上的公社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(罪与罚)时所住的房子不远。
②利率为五厘的公债券。
这一次他发觉他异乎寻常地容易激动和心不在焉,尽管他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又在他面前谈起自己心爱的话题,说什么就要成立一个特殊的新“公社”,还对此大加发挥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正在打算盘,在算盘珠子的响声暂时停顿下来的间歇里,他不时提出简短的反驳,发表自己的看法,而且流露出十分明显、故意无礼嘲讽的讥笑神情。但是“富有人情味”的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把彼得-彼特罗维奇的情绪归咎于他昨天与杜涅奇卡的决裂,并热切地想要尽快谈谈这个话题:关于这个进步的、宣传性的话题,他是有话可谈的,这可能会给他这位尊敬的朋友带来安慰,而且“无疑”会对他今后提高觉悟有所裨益。
“这个……寡妇家在办什么酬客宴啊?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问,在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正谈到最有意思的地方的时候,突然打断了他的话。
“好像您还不知道似的;昨天我不是跟您谈起过这个话题,还对所有这些仪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……对了,她不是也请了您吗,我听见的。昨天您还跟她说过话呢……”
“我怎么也没想到,这个一贫如洗的傻女人会把从另一个傻瓜……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儿得来的钱,全都花在酬客宴上。刚才从那儿经过的时候,我甚至感到惊讶:那儿准备得多丰盛啊,还有酒呢!……还叫了几个人来——天知道是怎么回事!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接着说下去,详细地询问着,好像怀着什么目的,故意把话题转到这上面去。“怎么?您说,也邀请了我吗?”他突然抬起头来,补上一句。“什么时候邀请的?我记不得了。不过,我是不会去的。我去那里干什么?昨天我只不过是顺便告诉她,作为一个官吏的贫寒的遣孀,她有可能得到他一年的薪俸,作为一次性的补助。她是不是为了这才邀请我呢?嘿-嘿!”
“我也不想去,”列别贾特尼科夫说。
“那还用说!亲手打过嘛。您问心有愧啊,这是可以理解的,嘿——嘿——嘿!”
“谁打过?打过谁?”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惊慌起来,甚至脸红了。
“就是您嘛,您打了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,大约是在一个月前,是吗!要知道,我听说了,昨天……原来这就是您的信念!……妇女问题处理得也不好嘛。嘿——嘿——嘿!”
彼得-彼特罗维奇好像得到了安慰,又啪啪地打起算盘来。
“这都是胡说和诽谤!”列别贾特尼科夫羞得面红耳赤,他总是害怕别人提起这件事,“事情完全不是这样!这是另一回事……您听说的话不符合实际;这是造谣!当时我只不过是自卫。是她首先张牙舞爪地向我扑了过来……她把我的连鬓胡子全拔光了……我认为,人人都可以自卫。而且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对我使用暴力……这是原则。因为这几乎就是专横霸道。我该怎么办呢:就这样在她面前站着吗?我只不过是推开了她。”
“嘿——嘿——嘿!”卢任继续恶意地讥笑他。
“您想惹我发火,是因为你自己让人给惹恼了,心里有气……而这是胡说八道,与妇女问题完全、完全无关!您理解得不对;我甚至认为,如果假定妇女在各方面,就连体力上也和男人一样(已经有人坚决这样主张了),那么可见,在这方面也应该是平等的。当然,后来我考虑,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,因为打架是不应该的,在未来的社会里,打架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……在打架中寻求平等,当然是奇怪的。我并不是那么蠢……不过打架还是常有的事,……也就是说,以后不会有了,可是现在还有……呸!见鬼!跟您说话,会把人搞得糊里糊涂!我不去参加酬客宴,倒不是因为有过这么一件不愉快的事。我不去,只不过是按原则办事,不助长像酬客宴这样的陋习,就是这么回事!不过,也可以去看看,只不过是为了去嘲笑它……不过可惜,神甫不会来。不然我一定要去。”
“也就是说,坐在人家的酒席筵前,却蔑视它,同样也蔑视那些请您的人。是这样吗?”
“根本不是蔑视,而是抗议。我抱着有益的目的。我可以间接促进觉悟的提高,并作些宣传。人人都应该提高觉悟,进行宣传,也许,宣传得越激烈越好。我可以传播思想,播下种子……由这粒种子里就会长出事实来。我哪会侮辱他们呢?一开始他们是会见怪的,可是以后自己就会明白,我是给他们带来了好处。您瞧,我们的杰列比耶娃曾经受人指责(现在她在公社里),因为她从家里出走……委身于一个男人的时候,给父母写了一封信,说她不愿生活在成见之中,不按宗教仪式结婚,就和人同居,似乎她这样对待父母,是太粗暴了,认为她本应怜惜他们,写得委婉一些。照我看,这全都是胡说八道,根本不需要委婉些,恰恰相反,这儿需要的是抗议。瓦莲茨跟丈夫在一起过了七年,丢下了两个孩子,写了封信,和丈夫一刀两断了,信上说:‘我认识到,和您在一起我不会幸福。您欺骗了我,向我隐瞒,通过公社这种形式,还存在另一种社会制度,为了这件事,我永远不会原谅您。不久前我从一个慷慨的人那里知道了这一切,已经委身于他,要和他一同创办公社。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,因为我认为,欺骗您是不正直的。您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。不要对我回去存什么希望,您已经太迟了。希望您幸福。’这一类的信就该像这样写才对!”
“这个杰列比耶娃,不就是您跟我说过,已经是第三次自由结婚的那个人吗?”
“如果认真的说,总共只有两次!即使是第四次,即使是第十五次,那也算不了什么!如果说我有什么时候为我的父母已经去世而感到遗憾的话,那么当然就是现在了。我甚至幻想过好多次,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,我准会以自己的抗议让他们感到万分痛苦!我会故意让他们感到为难……这就是‘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人’,呸!我一定要让他们瞧瞧!我要让他们大吃一惊!真的,可惜我什么人也没有!”
“为了让他们大吃一惊吗!嘿-嘿!好吧,您爱怎么着,就怎么着吧,悉听尊便,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打断了他的话,“不过请您告诉我:您认识死者的这个女儿,不是吗,就是那个那么瘦弱的姑娘!人们对她的议论全都是真的,是吗?”
“这有什么呢?照我看,也就是根据我个人的信念,这是女人的最正常的状态。为什么不是呢?也就是说distinZguons①。在现在这个社会里,这当然不完全正常,因为是被迫的,而在未来的社会里,却是完全正常的,因为那是自由的。就是现在,她也有权这样做,因为她受过苦,而这就是她的基金,也可以说是资本,她有充分权利支配的资本。当然,在未来的社会里,基金就不需要了;但是她的作用将会在另一种意义上表现出来,将受到合乎罗辑而且合理的制约。至于说到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本人,在目前,我把她的行动看作对社会制度坚决而又具体的抗议,并为此深深地尊敬她;
就连看着她也觉得高兴!”——
①法文,“我们要区别开来”之意。
“可人家告诉我,是您逼着她从这儿搬出去的!”
列别贾特尼科夫甚至勃然大怒。
“这又是谣言!”他高声叫嚷。“根本,根本不是这么回事!完全不是这样!这全都是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当时冤枉我,因为她什么也不懂!我根本没有俟机接近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,想要获得什么好处!我只不过是想提高她的觉悟,完全是无私的,竭力激发她的反抗精神……我需要的只是反抗,而且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本人也已经不能再住在这幢房子里了!”
“您是不是叫她去参加公社呢?”
“您总是讥笑我,可是笑得很不恰当,请允许我向您指出这一点来。您什么也不懂!公社里没有这样的角色。所以要成立公社,也就是为了让社会上不再有这种角色。在公社里,这样的角色将完全改变他现在的性质,在这里,这是愚蠢的,在那里,这就是聪明的,在这里,在现在的环境里,这是不正常的,在那里就变得完全正常了。一切取决于人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和在什么样的环境里。一切取决于环境,人本身却微不足道。我和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现在也是和睦相处,这足以向您证明,她从来也没把我当作敌人,从来也没把我当作欺侮她的人。对了!现在我竭力劝她参加公社,不过这个公社完全,完全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!您干吗发笑!我们想建立自己的公社,一种特殊的公社,不过基础比以前的更为广泛。我们从我们的信念更前进了一步。我们否定得更多了!如果杜勃罗留波夫从棺材里站出来,我就要和他争论一番。我一定会在争论中驳倒别林斯基!目前我在继续提高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的觉悟,这是一个天性十分优美、十分美好的姑娘!”
“哈,于是您就利用这个十分优美的天性,是吗?嘿——
嘿!”
“不,不!啊,不!恰恰相反!”
“哼,可不是恰恰相反吗!嘿-嘿-嘿!瞧您说的!”
“请您相信!我有什么理由要在您面前隐瞒呢,请您说说看!恰恰相反,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这很奇怪:跟我在一起的时候,不知为什么她显得胆怯和格外纯洁,而且很不好意思!”
“于是您,当然啦,就提高她的觉悟……嘿——嘿!向她证明,这些羞耻心什么的全都是胡说八道?……”
“根本不是!根本不是!噢,您对觉悟这个词的理解是多么粗野,甚至是多么愚蠢啊——请您原谅!您什-么也不懂!噢,天哪,您还多么……不成熟啊!我们是在寻求妇女的自由,可您心里只在转那个念头……完全避而不谈贞洁和女性的羞耻心问题,也就和避而不谈本身毫无用处、甚至是属于偏见的事物一样,但与此同时,我完全、完全同意,和我在一起的时候,她可以保持自己的贞操,因为在这个问题上——她有她的意志,她的权利。当然啦,如果她自己对我说:‘我想占有你’,我会认为那是我巨大的成功,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姑娘;但现在,至少是现在,当然啦,从来没有任何人比我待她更有礼貌,更尊敬她,从来没有任何人比我更尊重她的人格……我等待着,并抱有希望——仅此而已!”
“您最好送给她点儿什么东西。我敢打赌,这一点您可没想到过。”
“您什-么也不懂,我已经对您说过了!当然啦,她的处境是这样,不过这儿有另一个问题!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!您简直是蔑视她。您看到了一件误认为理应受到蔑视的事实,于是就拒绝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人了。您还不知道,这个人的天性是多么美!我只不过非常遗憾,不知为什么,最近她完全不再看我借给她的书,也不再来跟我借书了。可从前她常来借书。虽然她正以自己的全部毅力和决心进行反抗,——她已经证明过一次,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毅力和决心,——可她似乎还是缺少自主精神,也可以说是独立精神,否定得还不够彻底,还没能完全摆脱某些偏见和……糊涂观念,这也是让人感到遗憾的。尽管如此,对某些问题她却理解得十分透彻。譬如说,对吻手的问题,她就理解得十分正确,也就是说,如果男人吻女人的手,那就是男人以不平等的态度来侮辱女性。我们那儿讨论过这个问题,我立刻就向她转述了我们的看法。关于法国工人联合会的事,她也很注意地听着。现在我正在给她讲在未来社会里可以自由进入别人房子里的问题。”
“这又是怎么回事?”
“这是最近正在讨论的一个问题:公社的一个成员有没有进入另一成员房子里去的权利,去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那里,而且是在任何时候……嗯,问题已经解决了:有权利……”
“嗯,如果他或者她这时候正在大小便呢,嘿——嘿!”
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甚至生气了。
“您总是提这样的事,总是提这些该死的‘大小便’!”他憎恨地高声叫喊,“唉,我是多么气愤,多么懊悔,在讲制度的时候,竟过早地跟您提起这些该死的大小便来了!见鬼!对于所有像您这样的人,这是一个障碍,最糟糕的是——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,就嘲笑别人!就好像他们完全正确似的!就好像他们有什么可以感到自豪似的!呸!我有多少次坚决主张,对于那些新参加的人,一定得在最后,等到他对制度深信不疑,已经是一个具有高度觉悟而且有明确目的的人的时候,才能跟他们谈这个问题。请您说说看,即使是在污水坑里,你能找到这样可耻和卑鄙的东西吗?不管是多脏的污水坑,我都愿意头一个去消除它!这甚至谈不到什么自我牺牲!这只不过是工作,高尚的、对社会有益的活动,这种活动的价值不亚于任何其他活动,甚至,譬如说吧,比什么拉斐尔和普希金的活动还要崇高得多,因为它更为有益!”
“而且更为高尚,更为高尚,——嘿——嘿!”
“更为高尚是什么意思?就判断人类的活动来说,我不理解这类用语有何意义。‘更高尚’,‘更慷慨’——这全都是胡说八道,毫无道理,是我予以否定的、带有偏见的陈词滥调!凡是对人类有益的,也就是高尚的!我只理解一个词:有益的!您爱笑,就嘿嘿地笑吧,不过事实如此!”
彼得-彼特罗维奇起劲地笑着。他已经数完了钱,把钱藏起来了。不过有一部分钱不知为什么还留在桌子上。这个“污水坑的问题”已经有好几次成为彼得-彼特罗维奇和他这位年轻朋友关系破裂与不和的原因了,尽管这个问题本身是庸俗的。愚蠢的是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真的生气了。卢任说这些话却是为了消愁解闷,而目前,他特别想惹列别贾特尼科夫发火。
“这是因为您昨天遭到了挫折,所以才这么恶毒,总是在找碴儿,”列别贾特尼科夫脱口而出,一般说,尽管他既有“独立精神”,又有“反抗精神”,可不知为什么总不敢反驳彼得-彼特罗维奇,而且一般说,对他还一直保持着某种已经习以为常的、从前那些年的尊敬态度。
“您最好还是说说,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傲慢而又遗憾地打断了他的话,“您是不是可以……或者不如说:您和刚才谈到的那个年轻女郎是不是当真十分亲密,是不是亲密到这种程度,可以现在,就是目前,请她来这儿,到这间房子里来一下?好像他们都已经从墓地回来了……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……我需要见见她,见见这个女人。”
“您为什么要见她?”列别贾特尼科夫惊奇地问。
“就是这样,需要。今天或者明天,我就要从这儿搬走了,所以想要通知她……不过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,请您留在这儿。这样甚至会更好些。要不,您大概,天知道您会想些什么。”
“我根本什么也不会想……我不过这么问问,如果您找她有正经事,要叫她来,那是再容易也不过了。我这就去。请您相信,我决不会妨碍你们。”
真的,过了五分钟,列别贾特尼科夫就带着索尼娅回来了。她十分惊讶地走了进来,和往常一样,有点儿胆怯。在类似的情况下她总是胆怯,她很怕见生人,怕跟不认识的人交往,从前,从儿时起她就害怕,现在就更不用说了……彼得-彼特罗维奇接待她时,“态度和蔼,相当客气”,不过有点儿快活、亲昵的意味,然而照彼得-彼特罗维奇看,像他这样一个受人尊敬和上了年纪的人,对待一个这么年轻,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很有意思的女人,这种态度是很得体的。他急忙“鼓励”她,让她坐到桌旁,自己的对面。索尼娅坐下来,朝四下里看了看,——看了看列别贾特尼科夫,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钱,然后突然又看了看彼得-彼特罗维奇,目光就再没有从他身上挪开,好像全神贯注地盯住了他。列别贾特尼科夫本来已经往门口走去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站起来,示意让索尼娅继续坐着,在门口拦住了列别贾特尼科夫。
“这个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儿吗?他来了吗?”他悄悄地问列别贾特尼科夫。
“拉斯科利尼科夫?在那里。怎么样?是啊,是在那里……
他刚进去,我看到了……那又怎样呢?”
“好吧,那么我特意请您留在这里,和我们待在一起,不要让我和这位……少女单独待在一起。事情嘛,是件无关重要的小事,可是天知道别人会说什么。我不想让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儿跟人说……您明白我的意思吗?”
“啊,我懂,我懂!”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领会了。“对,您有理由……当然,根据我个人的信念,我认为您的担心太过分了,不过,您还是有道理的。那好吧,我就留下来吧。我站到这儿窗子前面,不会妨碍你们的……照我看,您有理由……”
彼得-彼特罗维奇回到沙发前,在索尼娅对面坐下,留神看了看她,突然作出一副异常庄重、甚至是严肃的样子,那意思就是说:“您可别想到那方面去,女士。”索尼娅完全不知所措了。
“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,首先请代我向尊敬的令堂表示歉意……好像,是这样吧?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是您的继母吧?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态度十分庄重,然而又相当和蔼地说。
看来,他怀有最友好的意愿。
“是这样,是这样的;她是我的继母,”索尼娅胆怯地急忙回答。
“嗯,那么请您向她转达我的歉意,由于不能由我作主的原因,我不能到府上去吃煎饼了……也就是不能去赴酬客宴了,尽管令堂好意邀请了我。”
“好的;我去说;这就去,”索涅奇卡急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
“我还没说完呢,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留住了她,因为她这么天真,又不懂礼貌,微微一笑,“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,如果您认为,为了这样一件仅仅与我个人有关的小事,就麻烦您,请一位像您这样的女孩子到我这里来,那您就不大了解我了。我还有别的目的。”
索尼娅又急忙坐下了。还没从桌子上拿走的那些钞票,有二十五卢布一张的,也有一百卢布一张的,又闯入她的眼帘,她赶快把脸转过去,抬起头来看着彼得-彼特罗维奇:她突然觉得,特别是她,看别人的钱是很不恰当的。她本来把目光转向彼得-彼特罗维奇用左手拿着的金色长柄眼镜,但与此同时也看到了戴在这只手中指上的戒指,那戒指很大,看样子沉甸甸的,镶着一块黄色的宝石,真漂亮极了,——但是她又突然把目光从戒指上挪开了,不知往哪里看才好,最后只好又凝神盯着彼得-彼特罗维奇的眼睛。他比刚才更加庄重地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接着说:
“昨天我有机会顺便和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说了两句话,只说了两句话,就足以了解到,目前她正处于一种——
反常的状态,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……”
“是的……是反常的,”索尼娅急忙附和说。
“或者说得简单、明白一些,就是她有病。”
“是的,简单明白,……是的,她是有病。”
“的确如此!所以,出于人道感和——和——和,可以这么说吧,和恻隐之心,由于预见到她不可避免的不幸命运,我想做点儿对她有益的事情。看来,这个极端贫困的家庭现在只能完全倚靠您一个人了。”
“请问,”索尼娅突然站了起来,“昨天您不是跟她讲过,有可能得到一笔抚恤金吗?因为她昨天就对我说过,您已经着手为她奔走,设法给她领取抚恤金了。这是真的吗?”
“绝对不是,就某方面来说,这甚至是荒唐的。我只是暗示,作为一个在任职期间亡故的官吏的遗孀,有可能得到临时补助,——这还得有门路才行,——然而,已故的令尊好像不仅服务尚未期满,而且最近期间甚至完全没有任职。总之,即使有希望,希望也很渺茫,因为在这种情况下,实际上没有任何享受补助的权利,甚至恰恰相反……可她已经想领怃恤金了,嘿——嘿——嘿!这位太太想到哪里去了!”
“是的,她是想领抚恤金……因为她轻信,心地善良,由于心肠太好,什么她都相信,而且……而且……而且……她头脑不大……这个……是的……请原谅,”索尼娅说,又站起来要走。
“对不起,您还没听完我的话呢。”
“是的,是没听完。”索尼娅喃喃地说。
“那么,您坐啊。”
索尼娅很不好意思地又坐下来,这已经是第三次了。
“看到她这样的处境,还带着几个可怜的孩子,正如我已经说过的,我有心聊尽绵薄,做点儿对她有益的事情,也就是所谓量力而为,仅此而已。譬如说,可以为她募捐筹款,或者,可以这么说吧,办一次抽彩……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,——在类似的情况下,亲友们,甚至是外人,总之,凡是愿意帮忙的人,往往都是这么做。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。而这是可能的。”
“是的,好的……为了这,愿上帝保佑您……”索尼娅凝望着彼得-彼特罗维奇,含糊不清地低声说。
“这是可能的,不过……这个我们以后再……也就是说,今天就可以开始。晚上我们再见见面,商量一下,可以这么说吧,为这事打下基础。请您七点来钟的时候再来找我一趟。我希望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也参加……不过……这儿有个情况,得事先详细地说说清楚。正是为了这件事,我才惊动您,索菲娅-谢苗诺芙娜,请您到我这里来。具体地说,我的意见是,不能把钱交给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,钱到了她手里也是危险的;今天的酬客宴就是证明。连明天吃的东西都没有,可以说连一块面包皮都没有……嗯,连鞋子都没有,什么都没有,今天却买了牙买加糖酒①,甚至好像还买了马德拉酒②和——和——和咖啡。从那儿经过的时候,我看到了。明天却又把全部生活重担都压到您的身上,直到最后一片面包,都得靠您;这是毫无道理的。所以,募捐的时候,照我个人的看法,关于钱的情况应该瞒着这个,可以这样说吧,不幸的寡妇,而只有,譬如说,只有您一个人知道。我说得对吗?”——
①一种用甘蔗酿制的烈酒。
②一种葡萄酒。
“我不知道。她只是今天才这样……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……她很想办酬客宴,请大家来,悼念……她很懂事。不过,就照您的意思办好了,我非常,非常,我会非常……他们大家也都会感谢您……上帝会保佑您的……孤儿们也……”
索尼娅没有说完,就哭起来了。
“的确如此。嗯,那么请您记住;现在,为了亲人们的利益,作为开端,请接受我个人力所能及的一点儿心意。我非常、非常希望,千万不要提起我的名字。您瞧……可以这么说吧,因为我自己也有需要操心的事,再多,我就无能为力了……”
说着,彼得-彼特罗维奇细心地把一张摺着的十卢布的钞票打开,递给索尼娅。索尼娅接过了钱,脸刷地一下子红了,很快站起来,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,赶快告辞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洋洋得意地把她送到门口。她终于从屋里跑了出去,心情激动,疲惫不堪,回到卡捷琳娜-伊万诺芙娜那里,心里感到非常不安。
在这场戏演出的全部时间里,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一会儿站在窗前,一会儿在屋里走来走去,不愿打断他们的谈话;等索尼娅走后,他突然走到彼得-彼特罗维奇面前,郑重其事地向他伸出手去:
“我什么都听到了,什么都看见了,”他说,特别强调最后三个字。“这是高尚的,也就是,我想说,这是人道主义的!您不愿让别人感谢您,这我看见了!虽说,我得承认,按原则来讲,我不能赞同个人的慈善行为,因为它不仅不能彻底根除罪恶,反而会助长罪恶,然而我不能不承认,很高兴看到您的行为,——是的,是的,对这件事,我很喜欢。”
“嗳,这全都是胡扯!”彼得-彼特罗维奇含糊不清地说,心情有些激动,而且不知为什么细细地打量着列别贾特尼科夫。
“不,不是胡扯!一个像您这样,为昨天的事感到烦恼、受了很大委屈的人,同时还能关心别人的不幸,——一个这样的人,……虽然他的行为是犯了一个社会性的错误,——然而……还是应该受到尊敬的!我甚至没料到您会这样做,彼得-彼特罗维奇,何况,特别是根据您的见解来看,噢!您的见解还在妨碍您,非常妨碍!譬如说吧,昨天的挫折让您多么激动啊,”好心的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感叹地说,又对彼得-彼特罗维奇产生了加倍的好感,“这门亲事,这个合法婚姻对您可有什么,有什么用处呢,最高尚、最亲爱的彼得-彼特罗维奇?您为什么一定要让婚姻合法?好,您要打我,那就打吧,不过我很高兴,为这门亲事没成感到高兴,为您没受婚姻约束,为了对于人类来说您还没有完全毁灭,我感到高兴……您要知道,我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了!”
“为了我不想在你们那种婚姻中戴绿帽子,不愿繁衍别人的孩子,这就是我需要合法婚姻的原因,”因为总得回答几句什么,卢任才这样说。他心里正在想着什么,陷入沉思。
“孩子吗?您提到了孩子吗?”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像一匹听到了军号声的战马,浑身颤动了一下,“孩子是一个社会问题,而且是头等重要的问题,这我同意;不过孩子问题必须按另一种方式来解决。有些人像否定一切含有家庭意义的迹象一样,连孩子也完全否定了。关于孩子的问题,我们以后再谈,现在先来说说绿帽子!我坦白地对您说,对这个问题,我不在行。这是丑恶的、骠骑兵式的、普希金的用语①,在未来的辞典中,这样的用语甚至是不可思议的!而且绿帽子是什么呢?多么荒谬的见解!绿帽子是什么样的?为什么是绿帽子?多么荒诞!恰恰相反,在自由结合中,就不会有什么绿帽子了!绿帽子,这只是一切合法婚姻的自然结果,可以这么说吧,是对合法婚姻的改正,是对它的抗议,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,甚至丝毫不含有侮辱性的意思……如果我在什么时候——做出这种荒唐事来,——合法地结了婚,那么我甚至会为您所诅咒的绿帽子感到高兴;那时候我会对我的妻子说:‘我的朋友,在这以前我只是爱你,现在我却尊敬你,因为你敢反抗!’您在笑?这是因为您不能摆脱偏见!见鬼,我理解,合法结婚而又受了欺骗,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感到不快:可是,要知道,这是卑鄙事实的卑鄙后果,双方同样都受到了侮辱。当大家自由结合,绿帽子公开戴在头上的时候,绿帽子也就不存在了,变得不可思议了,就连绿帽子这个名称也完全消失了。恰恰相反,您的妻子只不过是向您证明,她是多么尊敬您,认为您不会反对她的幸福,而且觉悟那么高,不会为了她有了新丈夫而向她报复。见鬼,有时我梦想,如果让我嫁了人,呸!如果我结了婚(自由结婚也罢,合法结婚也罢,反正一样),我就会自己给我妻子带一个情人来,如果她自己好久还没找到的话。‘我的朋友,’我会这样对她说,‘我爱你,但是也希望你尊敬我,——你看,我给你带来了!’我说得对吗,对吗?……”——
①指普希金的《叶甫根尼-奥涅金》中的这几行诗句:
戴绿帽子的人可真神气,
他对自己总是那么满意,
满意午餐,也满意自己的妻子。
(第一章十二节)。
彼得-彼特罗维奇听着,在嘿嘿地笑,不过并没有特别的兴致。他甚至并没有怎么听。他当真是在考虑什么别的事情,就连列别贾特尼科夫也终于发觉了。彼得-彼特罗维奇甚至十分激动,搓着手,陷入沉思。这一切安德烈-谢苗诺维奇后来才弄明白,回想了起来……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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